近期,关于重启“租者置其屋计划”的讨论热度回升。支持者认为,以低于市场价约20%至25%的价格向现有租户出售部分公屋单位,有助于基层家庭积累财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并提升置业机会。反对者则担忧此举会导致公共房屋资源持续流失,进而削弱公屋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场关于是否出售公屋的政策辩论。然而深入探究便会发现,核心焦点并非出售安排本身,而是香港应构建何种房屋制度,以及公共房屋的首要使命究竟是保障居住需求,还是兼具推动资产积累与阶层流动的功能。
公屋政策不能只为少数人铺路
理解这场争论的前提,是回归公屋制度的起源。香港公屋体系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基层市民最基本的居住问题。从早期的安置政策到后来逐渐完善的公营房屋体系,其核心目标始终是通过政府干预,为无法在私人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提供稳定居所。换言之,公屋的首要价值不在于其市场价格,而在于其公共属性。它是一项长期存在、可循环使用、服务于不同世代居民的公共资产,而非单纯可以量化计算的房地产资源。
因此,“租者置其屋计划”引发的争议,本质上涉及两种不同的政策哲学。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提供公屋不应仅停留在居住保障层面,还应协助居民积累财富,推动向上流动。按此逻辑,公屋租户长期按时交租、稳定居住,理应有机会通过大幅优惠价格获得业权,实现从租客到业主的身份转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公屋的核心使命是维持社会安全网功能,其最大价值在于能持续服务不同家庭,确保每一代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住房保障。若将大量公共房屋转化为私人资产,可能会动摇制度存在的根基。
支持“租者置其屋计划”的人常强调置业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具有相当吸引力。在华人社会中,物业不仅是居所,更被视为家庭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象征。拥有物业往往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更稳定的财务预期。对许多公屋住户而言,若能以大幅优惠价格拥有自己的居所,确实可能改变家庭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公共政策的评估不能仅考虑个别受惠者的利益,还需考量整体制度安排带来的长远影响。
出售公屋导致公共资产永久流失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公共资产的永久性流失。出租公屋最大的制度优势在于其可循环使用的特性。当一个家庭因收入改善、家庭结构变化或其他原因搬离后,单位可以重新分配给下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只要房委会继续持有业权,这项公共资产就能源源不断地发挥保障作用。然而,一旦出售给私人业主,即使设有转售限制,该单位作为出租公屋的功能也将永久消失。也就是说,出售公屋带来的不是单次交易,而是公共房屋存量结构的根本改变。
支持者主张“租者置其屋计划”有助于解决房屋问题,但从供应角度分析,这种说法存在局限。租户变为业主固然改变了其法律身份,但并未增加任何实际的住宅单位。整体住房数量没有上升,土地供应没有增加,房屋短缺的结构性问题也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因此,“租者置其屋计划”本质上更接近资产重新分配,而非房屋供应政策。若社会将增加住房供应与推动公屋出售混为一谈,容易模糊问题焦点。
混合业权埋下屋邨维修隐患
事实上,真正的复杂之处不在于产权转移本身,而在于产权转移后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后果。回顾1998年“租者置其屋计划”的实际运作经验,最常被提及的问题之一是维修和管理困难。许多租置屋邨逐渐形成混合业权状态,同一屋邨内,部分单位由房委会持有,部分则由个别业主持有。这种安排看似兼顾公共管理与私人产权,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衍生大量争议,包括维修责任如何划分、管理费如何分担,以及大型维修工程费用由谁承担等问题。这类问题并非个别案例,而是混合业权结构天然存在的制度挑战。
即便积极倡导重推“租者置其屋计划”的人士,近年也提出由房委会继续管理部分公共设施、设立维修基金及预留维修储备金等措施。这些建议虽反映了政策修正方向,但也侧面证明旧有租置模式确实曾面临管理上的现实困难。换言之,租置争议并非抽象的理念之争,而是在过往实践中已出现的具体制度成本。任何新方案若未能有效处理这些问题,便难以真正回应社会疑虑。
大幅折让卖楼变相慷后人慨
除管理问题外,更深层次的争议来自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原则。若政府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公屋,获益最大的自然是现有租户。然而,公共政策的公平不仅涉及受惠者本身,也涉及所有未能受惠的人。部分家庭多年来依靠自身储蓄和按揭供款购买私人住宅,承受高昂置业成本。部分夹心阶层收入略高于公屋资格门槛,既无法获得公屋资助,又未必有能力轻松置业。当公屋住户获得大幅折扣购买单位时,如何向其他同样承受住房压力的市民解释公共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也引申出代际公平的课题。现有租户当然可能通过“租者置其屋计划”获得实际利益,但公共政策不能只关心今日的受益者,还必须考虑未来数十年的制度承载能力。当越来越多公屋单位转化为私人业权后,未来申请者可获分配的出租单位势必减少。今天的福利扩张,很可能意味着明天公共资源空间的收缩。任何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在当前需要与长远承担之间取得平衡。
从公共财政角度来看,相关讨论同样值得深思。支持者认为出售公屋可带来可观收入,但政府资产管理从来不应只看短期现金流。当一个具长期公共用途的资产以大幅折让方式出售,政府虽然即时获得收入,却同时失去未来的租金回报、资产价值以及政策调控能力。这不是简单的盈亏问题,而是公共资产应如何持续服务社会的问题。对于肩负长远治理责任的政府而言,短期收益未必等同于长期利益。
莫为一时掌声掏空跨代安全网
因此,围绕“租者置其屋计划”的讨论,不应停留在市民能否以较便宜价格买楼的层次。真正需要回答的是,香港公屋制度希望成为什么。若将公屋视为协助个人积累财富的工具,出售公屋自然具有吸引力。若将公屋视为保障社会稳定与维护住屋权的重要制度支柱,则如何保存其公共功能便成为更重要的考量。两种理念各有其依据,但两者所指向的制度方向却截然不同。
一个成熟的房屋政策,不应只追求短期掌声,更需要思考制度在数十年后仍能否维持其公共价值。当社会讨论“租者置其屋计划”时,真正值得审视的不是某批单位应否出售,而是香港会不会在追求个别住户资产增值的同时,逐步削弱公屋作为社会共同资产的功能。因为公屋最珍贵之处,从来不在于它所代表的市场价格,而在于它能够跨越时间服务一代又一代有需要的市民。当一项制度能够持续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利,并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时,其公共价值往往远较一次性的产权转移更具长远意义。这或许正是“租者置其屋计划”争论背后最值得社会深思之处。
作者李颖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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