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韵僖专栏
大众对犯罪的传统认知多停留在街头暴力抢劫。此类案件讲究快速得手,冲突激烈且被捕风险极高。随着时代演进,无论是香港还是全球范围内,传统暴力劫案数量持续下滑,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网络诈骗。
市民“钓鱼”无法替代正规报警
对于诈骗分子而言,网络诈骗是一门经过精密计算的不法生意。互联网极大降低了接触潜在受害者的门槛,仅需一部电子设备,即可同时向大量人群发送诱饵信息。与当面作案相比,网络行骗在暴露身份和被拘捕方面的风险显著降低。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成为骗子的高效助手,能够自动编写诈骗剧本、制作深度伪造的音视频内容,从而大规模铺设骗局,大幅压缩单次行骗的时间成本。只需花费数十分钟进行游说,一旦成功,回报便十分可观。
坊间偶尔会出现这样一幕:有市民识破骗局后,并未立即切断联系,而是选择继续与骗子周旋,打一场“时间消耗战”。这如同反向钓鱼——骗子本以为自己撒下鱼饵等待猎物上钩,却不知自己才是被牵制的一方。骗子投入大量精力演绎剧本,最终却一无所获。
然而必须明确界限:这种与骗子周旋、消耗对方时间的做法,绝不适合普通市民模仿,更不能取代正规的报警程序。市民一旦怀疑遭遇诈骗,首要任务是立即停止沟通,保留对话证据,并向警方求助,以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普通人自行纠缠,极易误入其他陷阱,且缺乏合法渠道妥善处置收集到的信息,风险极高,因此并不适宜推广。
澳洲企业利用AI反诈骗成效显著
但这一现象恰好揭示了网络诈骗的核心底层逻辑:骗子最宝贵的资产,正是用于搭讪和布局的时间。诈骗得以持续的关键在于,投入的时间有机会转化为金钱回报。若能令骗子耗费大量时间却一无所获,这门不法勾当的经济效益自然会逐渐下降。在海外,已有团队将这一思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化落地,开辟出全新的反诈方向。
澳大利亚初创企业Apate.ai便是由悉尼麦考瑞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团队孵化出的项目,并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科研资助,并非单纯的民间自发尝试。该团队部署了数十万个模拟普通人的AI智能体,设定了不同的年龄、口音和背景,主动接听诈骗电话、回复诈骗短信并潜入诈骗群组。这些智能体不会立即揭穿骗局,而是通过自然的对话拉长沟通时间,拖住骗子;同时引导骗子自动披露收款账户、加密钱包及恶意网站等信息,整理后交由合作机构用于封锁和调查。
根据项目公布的数据,这些AI累计占用骗子相当于17年的工作时长,收集超过25万条诈骗线索。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电信商TPG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反欺诈中心均为其客户。银行运用相关情报后,诈骗损失出现了明显回落。
纵观其他国家,此类AI反诈诱饵项目各有侧重。美国多所大学拥有相关的学术原型,利用大模型模拟受害者,专门收集长线情感诈骗剧本,大多仍处于研究阶段,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韩国和欧盟的反诈AI则多聚焦于被动检测、跨机构信息共享,标记可疑账户和网站,较少采用长时间对话拖住骗子的模式。
香港可探索“以AI对抗AI”守住安全底线
这对香港的防骗工作带来了极具价值的启示。目前骗子善用AI压低行骗成本,我们的防线也可思考“以AI对抗AI”的新路径。重点不在于鼓励市民亲自上场与骗子角力,而是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本地刑事法律的严格框架下,研究一套受监管、合规的AI诱饵机制。这套机制的价值不仅在于浪费骗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前捕捉新兴诈骗手法、黑户、钓鱼网站等情报,实现前置封锁,在骗子得手前拦截风险。
打击网络诈骗从来不是单一战线的工作。警方追查拘捕、网络平台风险筛查、社区与学校的防骗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现有的主要防线。香港警方已引入AI技术,主动侦测并下架钓鱼网站,属于以科技对抗科技的一环。而Apate这类海外尝试,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思考维度:除了事后截停、冻结账户,我们能否通过可控的科技工具,增加诈骗集团的运营成本,压缩其获利空间。
暴力抢劫依靠武力,网络诈骗依靠故事与耐心。犯罪模式随科技持续演变,我们的防骗思维也不能停留在旧框架中。认清骗子背后的成本计算,看懂这场角力战的本质,我们一方面可以教导市民守护好自身财产与隐私,另一方面,也可持续探索更多具有前瞻性且符合香港法律的防骗工具,在科技浪潮中守住社会的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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