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金视野/扩内需贯穿“十五五”规划\宋雪涛

　　图：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轻居民负担都是有效促进内需的方法。

　　“十五五”时期国际环境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特别是大国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补齐消费短板、着力扩大内需有望成为“十五五”规划的主线之一，进而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居民收入分配

　　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关键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十五五”时期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举措。

　　当前中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持在52%左右，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全球劳动者报酬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基本持平，但低于美国（56.2%）、欧盟（57.2%）、日本（53.8%）和韩国（58.9%）。同时，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43%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看，关键是保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五五”时期将打造新的就业增长点，加快培育发展一批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岗位。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增强经营主体就业吸纳力。加强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

　　此外，“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持续稳定资本市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和“长钱长投”，提升资本市场回报率。通过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从减轻居民负担的角度看，“十五五”时期的重点是强化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由过去“投资项目”加快转向“投资于人”。近期落地的育儿补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都体现了政策思路的转变。“十五五”期间通过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降低家庭消费负担，有效减少预防性储蓄，进而释放消费潜力。

　　农村居民养老金改革有望成为“十五五”时期强化民生保障的重点任务。根据人社部《202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4亿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8亿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322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每月领取养老金246元。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倾向高，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扩大内需短期能够见效的举措，预计“十五五”时期财政资金将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

　　优化消费供给结构

　　中国“十四五”期间和“十五五”前期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区间。从海外经验看，这一阶段的消费需求将加速分化，消费结构也会加快转变：

　　一方面，服务消费占比将显著提升。这是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高收入国家中消费结构转变的重要特征。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升至2万美元的过程中，服务消费占比分别提高了6.4、4.9、3.4和3.4个百分点。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比46.1%，低于美国（55.1%）、英国（52.1%）、日本（47%）和韩国（54.2%）在相近人均GDP水平下的服务消费占比，这也是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症结之一。“十五五”时期可能是中国稳步跨过服务消费占比50%门槛的关键阶段。

　　另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将从生存型、数量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尽管从量的层面看，中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但食、衣、住、用、行等物质消费在“质”的提升上仍有较大空间。“十五五”时期，商品品质、功能的提升和新技术新产品的问世将成为商品消费的重要驱动因素。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脑机接口、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将开辟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

　　此外，“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清理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包括优化私人汽车限购政策，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拓展汽车后市场消费，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建立促消费长效机制

　　“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中国成长为“消费大国”，持续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是关键。

　　其一是“十五五”规划可能增加“消费率”指标。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中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徘徊在55%至57%之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率普遍保持在75%至80%以上。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建议“十五五”规划增加“消费率”指标，用5年的时间将最终消费率提高5至8个百分点，以规划目标为引领，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

　　其二是完善有关消费的统计方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往往延迟反映在统计口径中，尤其在线上消费分布于全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从消费中直接获得税收等收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列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之一。

　　其三是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十五五”时期料将弱化地方政府以生产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增加对居民消费的考核指标，如提高社零指标的考核权重等，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

　　其四是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中国现行税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主要来自生产端，造成地方政府花在促消费方面的资金，不但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回报，反而容易挤压刚性支出。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须从根本上看要以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为抓手，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加地方政府来自消费端的财政收入。

　　新型城镇化释消费潜力

　　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城镇化由快速发展期转向稳定增长期。从海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看，当经济体城镇化率跨过65%的门槛后，仍能保持10年左右的稳定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70%以上。新型城镇化涉及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其背后蕴含的内需潜力将成为“十五五”扩大内需的重要议题。

　　其一是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探索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自愿有偿退出办法，吸引农村居民进入城镇成为新市民，其消费意愿将显著提高，对内需消费形成支撑。另一方面，“十五五”时期将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提高预算内投资支持社会事业比重。这意味着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医疗、养老、讬育、轨道交通等配套需求提升，带动相应的基建投资。

　　其二是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率较高且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要构建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大型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将形成中高端消费市场高地，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主要载体。同时逐步推进县域商业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加快新改建农村公路，为农村地区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作者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