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纬/建立长效机制 破解消费难题\蔡 昉

　　图：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居民的消费模式也在转变，例如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

　　破解消费难题，需要转换到更长期的角度来思考。一般来说，促进增长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和预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标。但消费本来就是增长的直接制约因素，这就像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认识上应该另辟蹊径。

　　很多人担心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产生副作用，其实这也是用周期性的手段应对长期结构性问题时所必然遇到的。而需求侧的刺激手段只有两个元素，一是消费能力，二是消费意愿，与消费什么东西无关，与如何到达消费者手里也无关。

　　城市收入差距再扩大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可以称为“弱消费时代”的新发展阶段。

　　首先，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正在向中速增长过渡。这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但同时具备相对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在改革开放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加持下，中国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回报率长期保持高水平。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转变，增长速度回归常态是必然趋势。

　　其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发生改变。中国经历过一段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那时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必须要加大激励力度，为了改变此前的平均主义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收入差距扩大趋势。2010年后，收入差距开始有所缩小，但现在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和空间正在收窄。全国基尼系数在2015年达到谷底后便没有继续下降。

　　近年来显现出来的创造性破坏和结构性就业困难的趋势，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由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具有不同的边际效应倾向，所以过大的收入差距自然对消费不利，收入差距改善的趋势放慢，也是一个弱消费时代的表现。

　　再次，未富先老是抑制消费的长期因素。这一特征与人口结构相关，但并不仅仅表现为老年人消费率低。发达国家的老年人都是富人，消费力很强。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是在较低人均GDP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水平。

　　从城市消费年龄分布与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龄分布相比较可见，青少年群体的消费率较高，但由于少子化趋势，这部分人口比例愈来愈小，并不足以支撑整体消费。

　　中年劳动人口消费率偏低，主要原因是他们面临“三重负担”：一是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二是赡养家中老人；三是在人口抚养比变化的预期下，为自己进行预防性储蓄。

　　老年人群体的消费率更低，这与低劳动参与率、低且不均等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关。特别是，超过一半领取养老金的人群只能领取非常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

　　未富先老问题较突出

　　中国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挑战，这一跨越的核心之一在于消费的跨越。中国当前面临着两个阶段性的跨越。

　　一是，中国即将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过去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约1.2万美元，尽管中国已接近这一标准，但由于世界银行不断调整标准以及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尚未正式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更重要的是，到2035年，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难点是什么？以往的观点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供给侧因素，但新经验越来越表明，需求侧因素对潜在增长率实现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

　　关于潜在增长率，学界根据多种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趋势的研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进行了跟踪预测。虽然不同课题组研究得出的具体数值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一致：只要保持当前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增长足以支撑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从人口结构转变的角度来看，到2035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从目前的15.6%上升至23.9%（超过21%重度老龄化基准）。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到2035年之前，中国人均GDP将从1.2万多美元向2.5万多美元提升。与处在类似的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普遍高于这些国家的实际增长率。需要注意的是，通常讨论的潜在增长率是指，在没有假设更大力度改革情况下，如果考虑到改革红利，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

　　二是，中国面临着消费率的巨大跨越。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在于需求侧，尤其是受到居民消费的制约。外需受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而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决定了不能再依赖过去的资本形成速度拉动增长。而未来的资本形成和投资需求，归根结底取决于潜在增长速度保障，以及由居民消费引导。因此，消费率过低，作为中国“未富先老”的一个重要表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其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堵点。这也意味着，提高居民消费率，对于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宜增加服务供给

　　伴随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会出现两个重要的趋势。1）老龄化程度与富裕程度的关系。富裕的国家通常老龄化程度更高。尽管各国的老龄化程度差异很大，但总体趋势显示，随着国家变得愈来愈富裕，老龄化率也显著上升。2）老龄化与消费率的关系。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上述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位置：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同时，消费率却位于较低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未富先老”的根本问题，也说明了解决消费瓶颈对于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

　　因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双重任务，就居民消费率来说就是双重赶超。从一般经验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率通常会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形成一个U字形曲线。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由于基本生活需求占到收入的极大比重，所以消费率通常很高；相应地，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消费率趋于降低；而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率会再次回升，并且正常情况下应该回升大约十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消费率为39.1%，要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9%），需要提升接近10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如果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消费率至少应向那些处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和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之间的国家靠拢。

　　根据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及到2035年的预期目标，假设以人均GDP高于中国、低于葡萄牙为标准，有大约20个国家处于这样的发展区间，这些国家的消费率介于46.7%至74%之间，算数平均值为61%。这意味着中国需逐渐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消费率差距。

　　完成上述双重赶超任务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驾护航。笔者想强调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通过对比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支出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阶段，或者在进入高收入门槛之后的发展阶段，消费率和政府支出占比都在上升。

　　如配图所示，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消费率的提升与政府支出占比的提高显示出一种同向的关系，特别表现在图中圆圈内的特定阶段。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共品供给成为制约消费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人民福祉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合理的消费，并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需要确保更大比例的消费支出以公共品的方式供给，由国家埋单，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