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谋远略/解读巴菲特的“大周期思维”\袁 渊

　　图：通过学习巴菲特的投资观点，投资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的复杂性。

　　“股神”巴菲特通常避免讨论政治话题，但在上周六的巴郡股东大会上，他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课征关税的举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巴菲特更直言，贸易和关税可能是一种“战争行为”。

　　巴菲特，这位被誉为“奥马哈的先知”（The Oracle of Omaha）的金融巨匠，不仅以非凡的股市洞察力著称，而且在国际贸易方面也持有独到见解。巴菲特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与美国经济历史的演变紧密相连。

　　巴菲特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与美国经济历史的演变紧密相连。回顾美国历史，从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美国经历了从孤立主义到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转变。巴菲特成长于20世纪，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样本。巴菲特认识到，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商业机会。

　　例如，巴菲特曾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这是一家全球消费品牌。在此投资中，巴菲特不仅展示了他对品牌价值和全球分销网络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国际贸易潜力的认可。可口可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全球市场的扩张策略，这与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巴菲特这一投资决策，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国际贸易的深刻理解。

　　保护主义削弱效率与创新

　　然而，巴菲特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并非一味乐观，他同样关注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制造业的影响。历史上，美国制造业曾因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动而经历起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政策变化，以及随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都对美国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菲特在评估上述政策时，会从长期视角考虑利弊，以及对投资者的影响。他指出，贸易保护主义虽然短期内可能保护了某些产业，但长期来看会导致效率降低和创新减缓。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巴菲特会特别关注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其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发生变化。巴菲特认为，投资者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寻找那些能够利用新兴市场增长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例如，他投资于美国运通公司，该公司通过旗下全球网络为跨国旅行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此外，巴菲特还强调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重要性。他经常提到，市场环境和贸易政策是不断变化的，企业必须能够迅速调整策略以应对这些变化，这一点在当前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巴菲特以苹果公司为例，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和销售网络，成功地规避了单一市场的风险，从而在全球贸易中保持了竞争力。

　　在区域化生产网络重构的当下，巴菲特“在别人恐惧时贪婪”（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的投资哲学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2020年至2023年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下降38%的逆流中，巴郡通过精密的地缘政治推演，逆势加仓日本五大商社合计超120亿美元，持仓市值在2023年三季度飙升至270亿美元，年化回报率达34%，精准捕捉亚洲供应链重塑机遇。

　　这种“地理套利”策略体现在三个维度：当欧美企业因中美贸易摩擦将15%的电子产能撤离中国时，日本企业凭借文化相近性和技术适配性，在半导体设备领域、汽车零部件领域获得替代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巴菲特持续增持能源基建类资产，这些具有地域锚定特性的硬资产，在供应链区域化过程中形成天然护城河。

　　全球产业链的“短链化”革命也在重构传统估值模型。巴菲特2022年三季度建仓台积电（41亿美元）又迅速减持的经典操作，揭示了供应链安全溢价的计算逻辑：当台海危机造成地缘政治风险折现率从3%飙升至8%，即使拥有技术垄断优势的企业也需要重新定价。

　　这种估值重构在三大领域形成结构性断层：（1）半导体设备商的区域覆制成本（应用材料在德州建设的5纳米芯片厂使单台设备资本支出增加40%，但客户支付溢价可达67%）；（2）消费电子企业的库存地理分布（苹果将越南产能占比从5%提升至25%，推升物流成本占比从1.2%至3.8%，但获得关税减免补偿）；（3）大宗商品企业的物流网络价值（自由港铜矿的墨西哥湾港口资产因规避巴拿马运河拥堵，较内陆矿山溢价30%）。

　　逆风中保持高现金储备

　　巴菲特的投资观念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共鸣，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与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崛起密切相关。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参与全球贸易，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的繁荣与全球市场的开放息息相关，而贸易壁垒的建立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

　　巴菲特大周期思维为应对全球化退潮提供了战略框架。这种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视角，在巴郡近六十年的投资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从1965年收购濒临破产的纺织厂转型为保险集团，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逆向投资高盛优先股，本质上都是通过“超长焦观测”捕捉被短期波动掩盖的底层规律。

　　巴郡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识别三种周期共振：经济周期（美国联储局加息尾声的现金资产置换）；技术周期（新能源替代速率与传统能源折旧周期）；地缘周期（军事开支上升对制造业的影响）。这种三维观测框架的独特价值，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重构中尤为凸显：当欧洲天然气价格飙涨800%时，巴菲特提前布局的西方石油公司股权组合，正是基于对油气开采周期（平均7年至10年）与地缘博弈周期（5年至8年）的叠加判断。

　　在政策制定层面，这种思维体现在：美国《芯片法案》的520亿美元补贴实质是对摩尔定律失效的周期补偿（每18个月晶体管数量翻倍的规律已延长至3年），其资金分配严格遵循半导体产业代际更替曲线──30%用于3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研发，45%投向汽车芯片等成熟制程产能扩建。

　　而中国“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技术追赶窗口期的制度创新，典型案例包括第三代半导体“国家02专项”的十年持续投入，以及长江存储通过晶栈Xtacking架构实现232层3D NAND闪存的弯道超车。这种政策设计暗合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在光刻机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艾司摩尔（ASML）的极紫外光刻（EUV）设备研发周期长达17年，恰好对应中国半导体产业从28纳米向14纳米突破的技术周期。

　　企业决策者更需建立“资产负债表韧性”──正如巴郡保持1200亿美元现金储备，这种“冗余设计”在2020年疫情冲击中展现惊人效力：当波音公司债券收益率飙升至12%时，其动用现金储备完成250亿美元债券回购，避免陷入流动性危机。宁德时代在锂价高位时签订的10年锂矿承购协议，本质上是基于新能源车渗透率曲线（预期年增30%）与锂资源开发周期（5年至7年）的预判。

　　评估贸易政策寻全球机遇

　　历史数据显示，遵循“危机预留”原则的企业，在供应链中断事件中的恢复速度比同行快47%。麦肯锡对2000家跨国企业的研究表明，维持15%至20%战略冗余度的公司，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2021年苏伊士运河堵塞等黑天鹅事件中，产能恢复中位数时间分别为19天和27天，较行业平均水平缩短10天至14天。很多案例都验证了周期思维在不确定性时代的战略价值──就像望远镜需要校准多个透镜的焦点，现代企业的风险管理必须同步聚焦经济波动、技术代差和地缘震荡的三重周期节拍。

　　综上所述，从历史的视角解读巴菲特对国际贸易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重视全球市场机遇又谨慎评估贸易政策影响的投资大师形象。巴菲特的投资决策与其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不仅体现其对美国经济历史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敏锐洞察。通过学习巴菲特的观点，投资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的复杂性，并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做出更为明智的投资决策。

　　（作者为外资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