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贤在辞职声明中的措辞，以及杨何蓓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均在社会层面激起广泛争议。相较于对个人的严厉指责，这些讨论更多聚焦于质询这两位官员的从政初衷及其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使用了极为严厉的措辞，直指政府各部门存在系统性缺陷，包括违反安全规范、监管制度漏洞百出以及执法态度松懈。报告明确强调，若涉事公务员能恪尽职守并积极跟进，”完全有可能在火灾发生前纠正私营方的危险行为”。换言之，这场令全港民众悲痛的惨剧，并非仅由商家贪婪或工人失误造成，更是官僚怠惰与监管疏漏的直接后果。
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杨何蓓茵岂能置身事外？纵观她在特首致歉后几次面对媒体的表现，公众似乎难以感受到她是共同担责的一员，反而更像是一位超然物外的仲裁者，冷静地向大众阐述二级调查机制、纪律聆讯程序及相关法规的运作。尽管这显得十分专业；然而，大火并非普通事故，而是一场严重的集体创伤，公众在苦等一年后所需的，不仅仅是完全抽离的技术性说明，更是一份与民众共情的态度。
更令社会哗然的是，杨何蓓茵反复引用国际竞争力年报和政府效率排名，极力强调”整体公务员依然优秀尽责”。局长或许意在稳定公务员士气，但在普通市民听来，这却像是在”防御”、”抗辩”及”护短”，并未真正”以民为本”地审视自身责任。这种技术官僚式的冷漠，同样体现在何永贤的辞职声明中，公众从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自我开脱”。
独立委员会报告批评房屋局辖下的独立审查组（ICU）在监督维修工程中存在多项问题，包括缺乏危机意识、监管疏漏、系统性盲点及执行不力，认为其应对火灾负有较大责任。何永贤率先辞职以承担政治责任，但其随后发表的声明中，竟无一句致歉之词，反而用超过一半的篇幅回顾任内举措。这种看似”荣休”而非”引咎”的表达方式，引发了广泛的困惑。
在现代政治伦理中，”政治问责”绝非一种优雅体面的退场方式，更不是一句”愿意承担”就能换取一身轻松。广义而言，它是指官员分内应做之事，以及当他们未能尽职履责时所应受到的谴责和惩处。其最大意义在于经过深刻反思后，能够以超越个人利益的姿态和视角，直面伤害的造成、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向公众表达发自内心的惭愧。这种歉意非但不会抹煞官员的付出，反而会让社会看到他们愿将人民生命置于个人声誉之上的情操。
两位局长或许怀抱服务社会的宏愿，但既然身居高位、享有高薪厚望，就必须对自己权柄管辖下的民生福祉负起全责。大火的无情烈焰，当然不是她们亲手点燃；承建商的偷工减料和贪赃枉法，也绝非她们所指使；前线监管人员的层层疏漏和互相推诿，更加不是她们所乐见。可是，身为决策官员，如果能更早洞悉系统性的监管缺失，如果能更严格要求属下防微杜渐，如果能更致力堵塞制度漏洞——那么大埔那1,984户居民，今天是否就不用痛失至亲、流离失所？过往落实过多少政策是一回事，但永远无法抵销一场因官僚麻木而未能阻止的滔天巨灾。这正是”政治问责”最沉重、也最无可回避的初心考验。
可惜，纵观两位官员的应对方式，确实与社会主流期望有所落差。《孟子》有云：”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今时今日，面对自己职权管辖范围内、因下属怠惰、疏忽、推诿而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难道她们的良心完全不会痛吗？
事实上，她们已非首次引发公众非议。何永贤不乏脱离群众的言论，例如形容青年过早轮候公屋是”扭曲自己人生”，无视置业主导的房屋政策如何令人无法安居；又指新界居民舟车劳顿出入青山公路是”洗涤心灵的快乐旅程”，看不到打工仔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时间代价、交通成本和精神损耗；而在天恩邨收楼悲剧过后，即使各界对于房屋署僵化执法多有质疑，但她依然力撑署方职员”情理兼备”，显然对人命的伤亡和程序的苛刻缺乏体察和自省。
杨何蓓茵也是半斤八两。去年政府物流署被揭发耗费半亿元公帑购买冒牌水风波，其后检讨采购机制专责小组报告和纪律调查报告指出，部门普遍存在欠缺警觉性、判断力、分析能力等问题；而当特首李家超确立时任物流署署长陈嘉信被撤回勋章是作为部门首长所应承担的”处分”时，杨何蓓茵却公开坚称”技术上非惩罚”，甚至说”不同人有不同观感”。那种”不同调”的姿态，几乎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尝试对外传递一种相当扭曲的信息：特首的定性也只是”个人观感”，无法撼动官僚的”规章制度”。
不可否认，这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惯性的形成，与港英殖民政府所遗留的管治文化息息相关，她俩也不过是特殊时代的典型产物。英国那套文官制度，讲究恪守程序才能维持高效，但也习惯了”依规行事便无责任”的教条，容易将立体的治理简化成为僵化的条文，使得官僚体系愈加无法感知人民疾苦，更加无法站在政治高度看待治理大局。反观中国治理逻辑，向来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但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展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自觉，还有直面问题的勇气、超越小我的胸襟、毫不避责的担当。
特首李家超日前率领司局长鞠躬致歉，打破了永不认错的官僚思维、重塑了敢于担责的政治文化，社会各界也因此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然而，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绝不可能只靠行政长官的政治魄力来支撑，更不可能容许个别局长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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