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市自嘲变成文创商品？
在深圳的热门打卡点闲逛时，时不时能看到一些充满趣味的创意周边。走进南头古城的文创小店，印着“痴扇”二字的蒲扇挂件以及象征广东特色的红色塑料凳冰箱贴格外吸睛；在华侨城创意园商铺内，摆放着刻有“999.9纯金”字样、外形像假金条的开瓶器，名为“罗湖水贝黄金”；而在深圳书城，那些各行各业打工人瘫倒在办公桌上的疲惫模样被做成了钥匙扣，旁边还陈列着寓意“赚钱”的“圳钱”冰箱贴。
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争议——无论是被贴上“搞钱机器”的标签，还是被戏称为“牛马之都”，都被一位“深二代”（父母为外来建设者，本人在深圳出生长大）敏锐捕捉，绘制在亚克力板上并上架销售，变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圳特产”。当其他文创品牌还在一味赞美城市时，他却画出了平安金融中心顶楼那位泪流满面、举着“快逃”牌子的打工人形象，将城市的压力与自我调侃转化成了可以带走的纪念品。
外地游客把这些产品当作“深圳手信”，本地人则将其视为“身份认同”，而这些商品均出自同一个品牌——珍强士多。背后的创作者是1993年出生的陈维榕，他从小热爱绘画，考入美术学校后却觉得素描枯燥无味。毕业后他在多家自媒体公司辗转，创作过心灵鸡汤漫画和情趣用品科普插画；也曾尝试自主创业，运营企业博客和手机壳网店，但都以失败告终。
反倒是他在上班时间“摸鱼”创作的内容意外走红网络。2018年，一篇题为《深二代：要不要过来一起做个深圳人？》的网络条漫（采用竖向单栏排列形式），探讨了“深二代”的身份认同、拆迁文化及文化交融等话题。虽然画风不精致、内容不深刻，但凭借浓厚的“深圳烟火气”获得了40万阅读量。陈维榕谦虚地表示：“当时互联网缺乏深圳相关内容，也缺少一个既喜欢搞笑又擅长绘画、且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人。”
随后，他一条漫画的广告收入甚至超过了一个月的工资。于是，依托“阿珍与阿强”IP继续讲述深圳故事，并于2024年再次创业，创立了“珍强士多”。“阿珍”和“阿强”的名字源自周星驰电影——陈维榕认为，星爷电影中那些草根阶层拼搏、不卑不亢、坚持梦想的精神，与在深圳奋斗的人群高度契合，“对未来充满憧憬，靠着在深圳发家的理念一直坚持下去”。
做情怀之事但不靠情怀谋生
香港常被戏称为“文化沙漠”，深圳亦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赚到钱后又离开，湖南话、江西话、客家话、潮汕话充斥着深圳拥堵的街道；他们建起摩天大楼，创造科技神话，却难以找到除“搞钱”之外的文化标签。然而陈维榕认为：“外界说我们没有文化，指的只是历史文化。而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人的精神文化。”
“深二代”便是深圳有趣的文化之一。两位“深二代”初次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你高中在哪读的”——这并非闲聊，而是身份确认、朋友圈定位及成长背景的快速扫描，堪称“深二代”专属社交暗号，也是他们在看似“无根”的城市中寻找身份认同和个人归属的方式。陈维榕精准捕捉这一点，手绘了深圳300多所高中的冰箱贴，结果在迎春花市中热销。那一刻他确信：“深圳人对深圳的情感深厚”——即便所有人称其为“来了是为了走”的城市，仍有人留守并将其视为家乡。
他用多元、包容、上进、务实概括深圳文化，但认为最准确的词是“烟火”。“走出高档写字楼，进入城中村，这种反差就是深圳的烟火。”他认为深圳需要创造自己的文化符号，而非等待被发现，“因为深圳的文化本身就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些被外界嘲笑为“没有文化”的现象——移民文化的混杂、城中村的混乱、打工人的疲惫，在他眼中恰恰是深圳最真实的文化底色。
深圳务实的创业精神深深影响陈维榕。在北方城市，陌生人可能在街头或咖啡店随意搭话，但在深圳行不通，“若无实际目的或未带项目而来，谁愿搭理你”——这是深圳“效率至上、利益至上”的特性。陈维榕坦言：“没有深圳这一环境土壤，我不会做文创。”深圳拥有游客、年轻人和创新活力，文创是他在家乡梅州不会考虑的事。他想做的不仅是深圳文创，更是深圳文创品牌。
尽管如此，他创业的初衷仅是“情怀”。谈及营收，他毫不避讳：“目前只能保本，发放工资，复盖生活费。”他承认深圳市市场有限，热门景点不多，周边产品买过一个便不会再买第二个。因此，他依靠商场快闪店、企业年会定制、品牌联名等B端收入维持运营。未来计划将品牌拓展至大湾区其他城市，“需花更多时间了解城市，寻找独特切入点”。被问及若不盈利怎么办？他干脆回答：“那就打包卖掉。”——这或许正是深圳人的务实：做情怀之事，但不靠情怀吃饭。
最难的是共生
2019年，南山区启动南头古城改造计划，邀请万科负责。作为住宅和地产企业，万科并无成熟经验，项目亦“无利可图”，负责人黄楠称之为城市责任，是“硬着头皮接下的任务”。她直言，规划阶段深度考察了三个香港项目：大馆、PMQ元创方和南丰纱厂，其中南丰纱厂启示最深——其展览主题与纺织厂历史功能呼应，使团队确立了“在地文化”的内容方向。
改造设定两条底线：“风貌不破坏，民生不脱节。”改造面积控制在全村三分之一以内。风貌上，黄楠坚持不做仿古街、不造假古董——省级文物用城墙材料修缮，清末砖瓦房按“二水归堂”的广东民居做法修复。城中村占比超95%的村民自建房虽无历史价值，但“这40多年也是历史”：村民常用的马赛克、水刷石、瓷砖，通过优良工艺重新呈现。黄楠说：“不同年代、不同材料，但游客在街区感受到和谐统一，这就是设计的功力。”
一期改造涉及290栋房屋，采取“成片”更新方式，清空围挡后10个月完成，2020年8月深圳特区40周年当天开街。二期换模式，在居民仍生活的背街小巷“插花式”逐栋改造，噪音灰尘干扰处处，施工时间压缩至工作日上下午，中午停工让居民午休，傍晚六点必须结束，效率极低。更大转变在于“民心”：一期由运营方逐户谈判说服，二期改为近200栋房屋业主主动报名，最终仅挑不到90栋，总改造规模维持全村三分之一。规模控制——是“共生”的必要条件。
南头古城能否复制？
黄楠反复强调，改造最难非设计，而是运营与社会关系协调——首阶段需改造350栋楼房，与数百业主谈判，更要解决居民、游客与办公三类冲突人群需求。在她看来，共生与包容本是深圳城市精神。
黄楠以“三个三分之一”概括南头古城业态结构——传统文化与非遗、新锐原创品牌、居民日常消费各占其一。她警惕上海田子坊前车之鉴：该街区初因艺术家入驻形成文化氛围，但居民见商机后“谁租金高租给谁”，最终沦为低端旅游化，“一条街10家卖大白兔奶糖”——这正是中国无数仿古城、仿古镇近年诟病问题。南头实践表明，文化与商业从不矛盾，独特内容反而吸引高消费意愿人群。
六年过去，南头古城交出亮眼成绩单：年均访客超千万人次，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逾百场；不仅成多地旧城改造借鉴样本，更让城中村进入城市治理主流视野。至于成功能否复制？黄楠认为关键在于三要素齐备——政府投入公共设施保障、价值观与能力匹配的运营主体、居民房东集体共识。这也正是南头坚持的“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村民参与”三方共建模式核心。
回归最初问题：深圳是文化沙漠吗？陈维榕答“烟火”，黄楠答“共生”。一个将城市“槽点”变搞怪文创，一个把城中村变文艺生活街区。他们做同一件事：将被嘲笑“没文化”的元素，转化为可捕捉、可享受的生活瞬间。深圳精神，或许就是总能从贫瘠土壤、不起眼角落，生长出自己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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