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媒体报道指出，香港公务员退休金现值高达9,248亿港元，16.3万人领取长俸，上年度开支超500亿港元。面对此巨额财政负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仍坚持“合约精神、不可轻言更改”的立场。作为长期关注日本政治及政策的评论人，笔者直言：这种借口在日本早已成为历史笑柄。日本耗时20年彻底拆解了“官优于民”的退休特权，而香港却连触碰的勇气都没有。
日本大刀砍公务员待遇
香港连“检讨”都不敢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高级官员的养老金约为每年500万日元，比民间高出四成。日本政府如何应对？并未以“合约精神不可更改”为由推脱，而是直接设定30年过渡期：冻结旧制待遇，不随物价和工资上涨调整，直到新制计算金额追上旧制为止。尽管高级官员方面需整整30年才能完成过渡，但改革方向从未动摇。
2012年，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将国家公务员退休金阶段性下调13%，目标明确：消除公务员与民间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差距。2015年，日本更进一步，将公务员共济年金并入厚生年金，彻底废除公务员独有的“职域加算”，让公务员养老金待遇与民间企业员工完全同等。累计下来，日本公务员退休金削减幅度超过20%。
反观香港，9,248亿的承担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称“没有计划作任何改变”。日本砍了四成、砍了20年，香港连一句“检讨”都不敢说。这不是合约精神，这是对既得利益的投降。
日本政府瘦身逼出效率
香港却用长粮养出了惰性
退休金只是日本改革的一半。另一半更狠：直接缩减人手编制。
1990年代至2010年代，日本国家公务员总数从峰值328万人降至274万人，累计净减54.5万人，降幅16.6%。市町村大合并期间，地方公务员总数再减10%至15%。日本今日的官民比例是每1,000人对应37名公职人员，仅为法国的四成、美国的六成。
日本纳税人得到了什么？财政供养人员大幅减少，公务员退休待遇与民间拉平，官民差距从制度上被消除。香港纳税人得到了什么？16.3万人继续领长粮，每年500亿港元继续过账，9,248亿港元继续滚存。
有人会说：日本公务员总量被裁减成这样，谁还愿意做？事实是，日本公务员的工作强度在改革后直线上升。30%的日本公务员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的过劳死红线，霞关被称为“永不下班的不夜城”。人少了，工作没少，效率是被逼出来的。
反观香港，公务员体系的生产力整体低于商界——这是公开的秘密。私营机构面对市场竞争，效率是生存底线；公务员体系缺乏同等压力，论资排辈、程序繁琐是常态。日本用“裁员”和“降薪”逼出了效率，香港却用长粮养出了惰性。一个生产力不如商界的群体，退休后却享有远优于商界的保障，由纳税人兜底终身——这叫什么公平？
长粮制度是英殖产物
不能因怕得罪人就不敢动
长粮制度是港英殖民时代的产物，财政逻辑是“先使未来钱”，负担留给回归后的香港。日本在战后同样面临公务员制度被占领当局设计、与民间脱节的问题，但日本选择了一条一条地改：1985年砍高官养老金，2012年砍退休金，2015年并轨年金，1990年代至2010年代持续缩编。每一步都有阻力，每一步都走了过来。
香港回归近30年，英国人留下的长粮制度原封不动。继续照单全收，不是守约，是不敢得罪人。 杨何蓓茵说“不可轻言更改”——但请问：日本政府改了30年，香港为什么连开始都不敢？
9,248亿港元，足够兴建超过40万个公屋单位，足够全面重建香港老旧基建，足够为全港市民提供多年的医疗保障升级。分摊到750万名市民头上，每人超过12万港元。
日本在财政最困难的“失去20年”里，选择了减公务员待遇、裁公务员编制，把资源留给财政重建。香港年年喊财赤、喊储备缩水，却每年准时过账500亿港元给退休公务员。一边哭穷，一边养长粮——日本看了都要摇头。
改革不是道德违约
是走上早就该走完的路
对已退休者的承诺可以尊重，但必须设定日落时间表。对在职旧制人员，立即停止长粮权益的进一步累积，转为公积金或一次性买断。新制公务员早已纳入公积金，长粮的增量口子已经关上——现在要做的，是把旧制的门尽快关上。
日本从1985年开始砍公务员养老金，到2015年完成并轨，用了整整30年。香港如果今天开始，已经比日本晚了40年。杨何蓓茵说“没有计划作任何改变”，翻译过来就是：日本走了30年的路，香港一步都不想走。
殖民时代的长粮，该日落了。日本已经证明，这条路走得通。香港缺的不是经验，是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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