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内部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精英傲慢风气。在这种氛围下，“承认错误”被视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因此官员们往往选择“死扛到底”。在僵化的官僚体制内，“公开道歉”更像是一道不可触碰的禁忌红线。如今，特区行政长官率领相关主管人员鞠躬致歉，虽然这一举动迟到了整整11个月，但它终究击碎了那种“永远不认错”的迷思，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清晰地指出，总承建商“宏业”与工程顾问“弘毅”的贪腐渎职行为是引发火灾的根本原因。同时，房屋局独立审查组（ICU）、屋宇署、消防处以及劳工处在监管环节的严重疏漏同样难辞其咎。其中，负责监督公营房屋维修工程的ICU最令人愤慨——相关人员在面对众多致命隐患时毫无危机感，完全未将居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行政长官在综合评估独立报告及各方责任后，认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必须承担政治责任。目前，何永贤已正式请辞，并获得了行政长官的批准。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所有主流媒体齐声追问：为何只有一个人问责？为何何永贤是“主动请辞”而非“被直接辞退”？这些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此次问责的力度存在争议。行政长官解释称，经过深刻的自我检讨，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他仍需肩负起带领政府直面问题、强化领导角色的重任；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以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则需要吸取教训，推动各项改革。我们固然希望有更多高官能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的职责内涵，但这确实构成了重塑特区治理问责文化的一个难得起点。
何永贤在记者会后发布声明，重申“作为房屋局长，愿意承担政治责任”，并表示“希望逝者安息，家人安心前行，早日走出伤痛”。然而，声明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回顾了她任内的多项政绩，通篇却未出现任何道歉的字眼——这难免让外界质疑，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政治问责的本质？是否将“请辞”当作了一种自证无罪的退场方式？面对168条生命的逝去，她又有多少痛定思痛的愧疚之情？无论如何，何永贤的去职绝不意味着宏福苑的追责可以画上句号。社会公众所期待的，从来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下台，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反省和由表及里的彻底改革。
在公务员体系内部，那些仅靠审批文件办事、在巡查中敷衍塞责、接到投诉又以“不属于职权范围”为由互相推诿的部门首长和技术官僚，绝不可能继续躲在制度的庇护伞下。正如委员会报告所言，如果各部门能够秉持“以人为本”和“多走一步”的思维，这场灾难本可以在火灾发生前被阻止。这种长年累月形成的“只要程序合规、结果与我无关”的怠惰心态，必须通过“部门首长责任制”的纪律调查予以清算。与此同时，针对报告揭露的建造业、物业管理甚至黑社会势力深度勾结形成的围标生态，执法部门必须对涉案承建商、顾问公司及失德专业人士的刑事责任一查到底，依法严惩贪腐乃至草菅人命的罪行。
李家超同时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楼宇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并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赋予执法部门冻结资产和大幅加重刑罚的有力手段；修订《竞争条例》以落实双轨执法机制；由警方、廉政公署和竞争事务委员会组成跨部门特别行动队主动出击；改革屋宇署架构并重组房屋局ICU，建立由人工智能赋能、打破部门壁垒的中央投诉数据系统；以及设立中立的“楼宇维修支援及服务局”，旨在保护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市民。后续的考验，在于这些措施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客观而言，许多问题确实积弊已久，诸多举措本该早就推出。只是以往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今竟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才能倒逼特区官僚迈出改革的步伐。但愿香港不再需要用任何市民的生命，去唤醒治港精英的初心，去提升特区治理的水平，因为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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