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诞生于1989年11月，地点是澳大利亚坎培拉的首届部长级会议。彼时冷战局势逐渐缓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成为时代潮流，亚太地区经济迅速腾飞，各方迫切需要一个协调合作的平台。1991年《汉城宣言》确立了“相互依存、共同利益”的核心宗旨，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中国香港则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同步参与。历经三十余载发展，APEC已成长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复盖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经济合作机制：21个成员经济体人口总数约30亿，合计占全球生产总值超过六成。2020年发布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2026年中国将第三次担任东道主，主题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立“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年”的会议布局高度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去年底非正式高官会在深圳拉开帷幕，今年2月首次高官会在广州举办，旅游部长级会议落户澳门，10月财长会在香港召开，11月领导人峰会重回深圳。这是大湾区首次整体承接如此高规格的域内合作盛会，相当于把国家主场外交的“主轴”铺设在伶仃洋两岸之上。新皇岗口岸为APEC商务卡持有人开通“一分钟通关”礼遇通道，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规则衔接与要素流动的“软联通”正在接受检验并加以推广。大湾区既是中国开放的示范样板，也为亚太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10月20日至21日，第33届APEC财长会首次落地香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21个经济体的财长及代表与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重点讨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大议题，并为深圳峰会积累财经成果。这场会议的分量，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
第一层，体现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托付。财长会是APEC架构中权重极高的专业部长级会议，关乎宏观政策协调、财政可持续性与区域财经治理，历来只在成员经济体的核心城市轮流举办。国家将其安排在香江之畔，并非随意的地理选择，而是“中国年”整体布局中的关键一步：国家需要一个既能清晰阐述中国发展逻辑、又熟悉国际规则与市场语言的窗口，香港正是这一窗口的最佳人选。将这样的任务交给香港，本身就是中央对其地位与能力最直接的肯定。
第二层，是对“一国两制”优势的一次公开验证。香港自1991年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APEC事务，外贸总值约87%来自APEC经济体，《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稳居全球第三、亚太第一，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已超越瑞士。这些数字写在报告里是统计，落在与会者眼前则是体验——法治的确定性、资本市场的深度、专业服务的密度，以及在“一国”之内与国际之间双向切换的能力。两天会期下来，各经济体对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定位会有更具象的认识：它不只是国家开放的门户，更是区域合作的枢纽；不只承接议程，也在共同塑造议程。
第三层，是会议红利向发展动能的转化。本届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四大议题，几乎逐项对应香港的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资产及财富管理与人才培育所长，也与特区首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巩固“四中心、一高地”、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大湾区融合的部署同向而行。会期之外，盛事经济的带动、招商引资的契机、高端人才的集聚，都会把制度优势一点一点转化为项目、投资与就业。
盛会终有落幕时，但留下的应是更长远机制与信任。作为立法会议员，我期待特区政府与各界把会议成果转化为可跟进的项目、可量化的指标，让世界在香江看见一个稳定、开放、充满机遇的香港，也让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担当更重的责任。
作者洪锦铉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民建联工商事务发言人，城市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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