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鸿沟加剧社会焦虑:中国亟需平衡分配与做大经济总量

养老金鸿沟加剧社会焦虑:中国亟需平衡分配与做大经济总量
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金储备存在压力。(新华社)

回想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公众对于退休人员养老金公平性的关注度远没有如今这般高涨。然而,伴随宏观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介、互联网社交平台,还是百姓的日常茶余饭后,关于退休群体待遇差异的话题讨论热度持续攀升。网络空间中,常能见到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领七八千乃至上万元的案例分享;相比之下,体制外企业员工的退休金普遍仅在三四千元徘徊。而处境最为艰难的,当属年满60周岁且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农民群体,其每月基础养老金的国家最低标准仅为163元人民币,这一数额难以支撑基本生存需求。

2026年10月16日,内地知名媒体财新发布题为《“七千退休职工,一年领走九亿元养老金”,高校养老负担几何?》的深度报道,通过具体数据直观呈现了体制内外退休人员之间的待遇落差:“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离退休人员数量(或实际待遇领取人数)进行测算,2012年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月均养老金为2904.7元,企业职工月均为2027元;到了2024年,这两项数值分别攀升至7735.5元和4007.7元。”这一组对比数据清晰地表明,从2012年至2024年的十二年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与企业退休者之间的月度养老金差额,由877元人民币急剧扩大至3727元人民币。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与公众对于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中国需要改进养老金政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与公众对于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中国需要改进养老金政策。

2024年每月高达3727元的养老金差距究竟意味着什么?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中位数为34707元,折算下来月均分别为3442元和2892元。换言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比企业退休人员每月多出的这部分钱,甚至超过了全国居民每月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若再结合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仅约1000元”的现实国情,以及大约1.8亿主要依靠城乡居民养老金生活的老年群体(以农民为主),其每月基础养老金国家底线仅为163元这一严峻事实,便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体制内高额养老金会成为触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议题。

客观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体制内工作人员给予适当优待,确实是吸引人才、稳定队伍、优化治理结构及遏制腐败的必要手段。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之所以享有较高待遇,与其工作性质稳定性强、福利保障体系完善密不可分。相较于企业员工频繁跳槽、历史上大量企业未足额缴纳社保、缴费记录易中断且档次偏低的情况,体制内岗位通常被视为“铁饭碗”,不仅社保缴纳年限长、基数高,还有职业年金作为有力补充。正因如此,即便初始收入相近,体制内退休者的最终养老金往往也高于体制外同行。但即便如此,这种内部与外部的待遇差距仍需控制在社会公众心理可接受的阈值之内。

当前国内养老金体系中容易引发舆论争议的核心痛点在于: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待遇不仅与体制外群体——特别是那1.8亿主要依靠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多为农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且这种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更甚者,其金额大幅超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高于许多青壮年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这种现象既背离了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容易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民众产生相对剥夺感与不公平认知。长此以往,将导致更多人认为考取公务员或编制才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唯一理性选择,进而促使大量年轻人放弃市场拼搏,转而涌向早已趋于饱和的体制内赛道。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但因为历史原因,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养老保障存在不足。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在老去,但因为历史原因,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养老保障存在不足。

一般而言,由于老年人不再承担房贷、车贷及子女抚养等刚性支出,其消费需求通常低于中青年群体。相反,青年人及中年人正处于人生阶段中经济压力最大、消费意愿最强的时期。如果退休群体的养老金显著超过年轻一代的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势必会挤压后者的正常消费空间,从而削弱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父母身为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在职者,与那些父母为农民的体制外在岗者之间,因父辈养老金差距过大,可能进一步固化甚至扩大原有的阶层差异,由此衍生出代际不平等问题。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各阶层普遍感受到生活水平提升的背景下,养老金分配不均的问题并未像今日这般凸显。然而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内需不足问题的日益严峻,大量体制外普通劳动者面临收入下滑或失业风险,使得体制内外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养老金巨大反差成为牵动社会情绪的焦点。

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更需要直面民意诉求,致力于振兴实体经济,践行节用裕民理念,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缩小养老金差距。展望未来5至10年,政策调整的重心应侧重于提升体制外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养老待遇,力求将体制内外的待遇差维持在公众可接受的区间。唯有通过振兴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才能为合理分好蛋糕及优化养老金制度创造有利条件;反之,只有有效缩小差距、公平分配成果,方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凝聚国民共识,从而助力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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