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于10月14日针对“共建健康活力香港，贡献‘健康中国’建设”议案展开辩论，核心主张在于“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事实上，民众的身心状态不仅受医院和诊所影响，住房条件、就业状况、家庭结构乃至社会制度均扮演关键角色。笔者主张更进一步：不仅要让健康融入政策，法治体系也需深度介入健康领域。在疾病防控、矛盾化解以及跨境协作这三个维度，法律工具与争议解决机制具备巨大潜力。
源头治理：从法律根源阻断健康隐患
笔者曾长期在基层从事法律咨询及调解工作，目睹许多居民深受失眠与焦虑困扰，其病灶并非生理机能异常，而是源于债务危机、租赁纠纷、劳资冲突或家事矛盾。若这些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患者只能反复就医，导致医疗资源被无效消耗。
近年来，医学界大力推崇“社会处方”概念：医生除开具药物外，还会根据患者的生活境遇，将其转介至社区活动或支持服务中。例如，引导独居长者参与兴趣小组，或安排情绪低落的青年加入运动团队。香港在此方面已有实践探索。香港青年协会在2023年成为首家加入“全球社会处方联盟”（Global Social Prescribing Alliance）的本地机构，为有心理健康需求的青年提供社交互动、体育锻炼等非药物治疗方案。团结香港基金亦致力于培训“社区连接员”，协助受孤独感和焦虑困扰的长者对接社区资源。然而，当前的社会处方多聚焦于社交、康乐及社区支援，极少触及法律层面。对于因债务、租务或家事纠纷而身心俱疲的市民而言，仅靠参与活动往往难以对症下药。
针对由法律困境引发的健康问题，国外已有成熟经验。1993年，美国波士顿医疗中心儿科医生巴里·祖克曼（Barry Zuckerman）发现，许多儿童反复发作的疾病并非源于病理本身：有的哮喘患儿久治不愈，是因为房东拒绝维修发霉的居住环境；有的营养不良儿童，则是因家庭福利被取消所致。药物无法解决此类问题，但律师可以。于是，他将法律服务引入医院，创立了首个“医疗-法律伙伴关系”（Medical-Legal Partnership）项目：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筛查患者在收入福利、住房、教育就业及家庭等方面的需求，一旦发现健康问题源自法律困扰，即刻转介给团队内的律师跟进处理。美国全国医疗法律伙伴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Legal Partnership）的名言“Because legal care is health care”，深刻揭示了“维护法律权益即是守护健康”的真谛。
施政报告提出将“健康心灵”计划扩展至所有地区康健中心，这为本港引入医法合作模式提供了绝佳平台。笔者建议政府分三步推进：首先在地区康健中心试点，培训医护及社工识别患者的法律需求；其次建立与当值律师服务的免费法律咨询计划及社区调解服务的转介机制；最后评估成效，决定是否全面推广。
必须澄清的是，引入法律支援绝非鼓励诉讼。除了法庭诉讼，调解也是重要手段。许多邻里、租赁及家事纠纷，通过社区调解即可尽早化解，这对当事人的身心健康更为有利。
矛盾化解：利用调解机制处理医疗争议
议案还提出持续优化医疗产业发展，但医疗过程中难免产生争议。据统计，2000年至2025年间，医务委员会处理的投诉超过8,700宗，从接案到结案平均耗时27个月。漫长的等待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折磨，而患者及其家属最迫切想知道的，往往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防止悲剧重演。
律政司早在2016年便已与业界探讨医疗调解先导计划；今年8月，亦有本地机构推出了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在线调解及仲裁平台。目前，政府正推进医务委员会改革，医卫局与律政司应借此契机，研究在纪律程序之外设立并行的医疗调解渠道：纪律研讯侧重于专业操守审查，调解则专注于医患沟通及赔偿事宜。两者相辅相成，既能保障患者权益，又能减轻医护人员及医务委员会的压力。
跨境协作：完善跨法域争议解决机制支撑“健康湾区”
随着“港澳药械通”范围的扩大，跨境医疗记录互通已惠及逾44,000人，跨境就医日益普遍，随之而来的争议必然增加。若缺乏清晰的处理机制，患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湾区医疗融合进程也将受阻。
三地法律部门已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制定了调解员评审标准及跨境争议调解规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一现有平台，研究将医疗纠纷纳入其中，例如建立大湾区医疗调解员名册，落实修正案提出的“构建协作平台与标准”。
建设健康香港、贡献“健康中国”，不能仅仅依靠增加病床数量和医生人数。将法律支援引入社区医疗，为医患纠纷开辟调解通道，为跨境医疗建立争议解决机制，正是以法治守护健康的具体实践，也是香港作为法治城市对国家作出的独特贡献。
作者范凯杰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执业大律师，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南国际仲裁院院长。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硕谷新闻聚合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