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推“劣质避孕套”论
刻意回避地产霸权根源
作为免费报纸《am730》的创始人，施永青常在专栏中评论时政，其言论时而惊世骇俗。近期他抛出一个引发轩然大波的观点：认为避孕套的普及才是导致生育率暴跌的罪魁祸首。他的逻辑是，这一发明破坏了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殖奖励机制，使人们能够享受性爱愉悦却无需承担繁衍后果。基于此，他甚至建议政府强制工厂生产一定比例的“次货避孕套”，以增加女性意外怀孕的概率。这一荒谬理论随即招致各界猛烈抨击，被指“无稽之谈”、“脱离现实”。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将人类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行为简化为受本能驱动的动物性行为，完全无视现代人在做出生育决定时所背负的巨大压力与多重考量。
实际上，若询问当下香港年轻夫妇为何不愿生孩子，绝少有人会将原因归结为“避孕手段太便捷”。根据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发布的《港人生育意愿调查2025》，超过九成受访者将“经济压力”列为首要阻碍，另有八成以上认为这与“追求自由”、“工作繁忙”及“住房短缺”密切相关。可以说，动辄七八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天价房产，早已让年轻人拥有独立空间成为奢望；再加上连中产阶层都感到吃力的生活成本，以及缺乏家庭友好政策导致的双职工家庭在求职场的疲于奔命，无一不成为香港夫妇生育路上的绊脚石。
身为地产代理巨头掌门人的施永青，长期从“地产霸权”中攫取巨额利益，却对高房价这一抑制生育的根本痛点避而不谈，反而指责市民“逃避生育责任”。更令人咋舌的是，在文章激起公愤后，他又发文辩解称自己的观点相较于某些更激进的看法简直是“小儿科”，并声称自己故意逆舆论而行是为了引发思考，待社会发现其他方法无效时自然会回头考虑，届时政府便具备推行强制生产“次货避孕套”的条件。无论这种离经叛道能否带来积极讨论，他确实为自己和旗下媒体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
李广宇指“冻卵推迟生育”
漠视打工女性真实困境
施永青的生育狂想余波未平，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便紧随其后，撰文指控“冷冻卵子”（雪卵）技术是人们延迟生育的“隐形推手”。他认为，商业宣传让现代女性产生了一种可以无限延长生育期限的虚假安全感，从而选择观望；然而人工受孕成功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越依赖冻卵作为保险，最终只会导致生育率越低。与李广宇一样，施永青所谓的分析也存在严重的因果倒置问题。
现实中，哪位女性会仅仅因为冻卵技术而推迟生育？她们是否生育，从来不是因为科技提供了诱惑，而是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困境：高昂的养育成本迫使她们花费更多时间积累经济基础；严重的职场歧视让她们一旦怀孕便面临晋升受阻甚至失业风险；传统婚恋观和家庭观念受到冲击，使得她们难以找到愿意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伴侣……原因众多，但“冻卵”绝非主因。
在重重压力下，冻卵技术不过是现代女性在“生理时钟”与“社会现实”剧烈冲突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风险管理工具，甚至是一条无奈的退路。李广宇却给这种避险行为扣上“推迟生育隐形推手”的帽子，犹如将落水者的救生圈称为“溺水元凶”。更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劳工界代表，李广宇本应最清楚打工女性的苦衷，也应在立法会推动修订《雇佣条例》、争取完善产假侍产假、设立更多社区托育中心，但他却将矛头指向身处困境的女性，冠冕堂皇地呼吁“有仔趁嫩生”。难怪坊间不少声音质疑立法会议员的议事素质。
陈家珮情绪化反击
无助于务实理性探讨
面对李广宇的言论，被视为“叶刘淑仪接班人”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珮迅速撰文回应。她站在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指责“有仔趁嫩生”是包装过的“封建思维”，批评这种言论将女性降格为受生理时钟束缚的“生育工具”。我们理解陈家珮捍卫女性权益的初衷，但也无法认同她的论述，因为其中同样存在盲点，且流于情绪化表达。
陈家珮高举“政治正确”大旗，搬出“道德审判”，却回避了医学事实和生理规律。尽管李广宇的文章因果分析错误，但他引用的医学数据——如40岁以上女性解冻卵子进行人工受孕的活产率显著下降、高龄怀孕生理风险加剧等——却是客观存在的铁证，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陈家珮将这些提醒视为“封建绑架”，多少有些过度演绎。
她将“生理限制”与主权利对立起来，虽然赢得了立场上的掌声，却让讨论陷入“非黑即白”的尴尬，变相压缩了实事求是寻求平衡的空间。此外，除了表态呼吁尊重女性，陈家珮并未提出任何解决女性生育困境的具体建议。如果公共讨论仅停留在道德宣示层面，那些夹在职场压力和生理时钟之间的现代女性，恐怕难以获得实质保障。
少子化系集体消极抵抗
挽救生育率无需奇招
这场由施永青发起、李广宇和陈家珮接力的闹剧，折射出香港公共讨论场域日益失焦的困境。从主张“生产劣质避孕套刺激生育”，到归咎“冻卵给予虚假安全感”，再到以泛道德化的“生育工具”进行情绪反击，他们均绕过了香港生育危机的核心——结构性的分配不公与制度性支援缺失。
香港出生人口跌破三万大关并非一日之寒。这是城市年轻世代在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时，集体作出的“消极抵抗”。当一个社会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具备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未来，无法让适龄女性在发展事业的同时毫无后顾之忧地抚养下一代，任何围绕“生物本能”、“科技诱惑”或“道德立场”的争论，恐怕都是隔靴搔痒，作用有限。
挽救香港生育率，不需要荒诞奇招，不需要道德指控，更不需要政治口号。特区政府可做的很多——向育儿家庭倾斜房屋政策，降低居住门槛；强制最高工时、推行弹性工作、消除职场对育龄女性的隐形歧视；大规模兴建公营托育中心，广泛发放育儿津贴，直接减轻养育负担；扩大公营医疗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资助等等。至于提升公共讨论素质，则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各界精英跳出流量枷锁、摒弃政治作秀，秉持科学理性、回归人文关怀，香港的公共讨论才能真正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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