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德朗邨的这起事件令人扼腕。逝者關婆婆三十年前喪偶，膝下無子女，並非社會福利署持續跟進的個案，日常往來最頻繁的親屬僅有一位姪女。大約七年前，這位婆婆獨自搬入德朗邨一個面積僅150平方呎的公共房屋單位。當時她身體狀況尚可，行動靈活、思維清晰，生活自理能力極強。然而，當狹小的單位內擺放梳化與碌架床後，原本就緊湊的空間變得更加逼仄，僅能勉強容納一人活動。
印傭週工作六天半，疑因照顧辛勞引發衝突
關婆婆在十七年前確診大腸癌，三年前又遭受中風打擊，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出現行動困難及言語障礙，無法自行撥打電話與外界聯繫。當時醫生意見明確，指出她需要全天候貼身護理。基於此情況，親戚於2023年1月僱用印度籍傭工Kharsina全職照料，其工作安排為每週六天半，每週其中一天的下午享有休息時間，親屬方面則大約每月探視一次。
鑑於婆婆年事已高，親戚在單位內部安裝了閉路電視系統，但平日鮮少即時查看監控畫面。據鄰居回憶，涉事印傭能夠使用基礎廣東話交流，日常舉止禮貌，會點頭問好，偶爾還會推輪椅帶婆婆到樓下散步，表面看來並無明顯異常跡象。
直到悲劇曝光，警方通過調取閉路電視錄像才還原事件真相。原來在案發前的兩週內，該印傭已多次間歇性對關婆婆實施暴力行為，例如在餵食過程中拍打長者身體。案发當天，暴力行為在短短七分鐘內集中爆發，印傭連續拍打婆婆頭部、頸部及面部共計二十次，更以腳踩踏其腹部並粗暴搬動長者身體。儘管婆婆身上未發現明顯致命創傷，但多處部位留有瘀傷，具體死因仍有待法醫剖驗確認。警方初步判斷，不排除印傭因照顧過程產生摩擦或過度疲勞，加上與長者長期關係緊張，最終釀成這起慘劇。
虐待長者絕不可取，社區支援體系亟待反思
虐待長者的行為嚴重違背道德底線，整個社會應以此為戒。然而，這起悲劇背後仍遺留許多未解之謎。除餵食及輪椅代步外，關婆婆日常生活中是否需要扶抱、沐浴、翻身等消耗大量體力的護理操作？涉事印傭是否具備相應專業技能與心理承受力？所謂的「壓力」或「辛勞」，究竟是長期疲勞累積導致的爆發點，還是連番施暴的托辭？這些問題均值得深入探究。
更為關鍵的是社區支援機制是否存在缺位。除了透過社署申請經濟援助外，關婆婆在社區層面是否獲得過其他形式的支援？例如是否被納入動態高風險照顧者資料庫、曾否接受家居照顧服務、定期家訪或日間暫託安排，目前均無從考證。過去三年間，這個百呎空間是否成為僱主與傭工在缺乏外部支持下日夜相對、壓力無法疏解的「窒息孤島」？這個問題引人深思。
院舍輪候漫長，外傭能力恐難勝任複雜需求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廖智皓分析認為，案中老婦同時面臨癌症及中風後遺症等多重健康挑戰，行動與語言功能均受嚴重限制，屬於需要高度專業護理的重度個案。僅靠一名未經專業護理訓練的外籍傭工，在狹小空間內全天候獨立應對，根本難以勝任。這類複雜個案理應由專業醫療及護理團隊輪班照看，方能有效預防照顧者壓力崩潰或護理失當的情況發生。
現實中，不少家庭明知長者護理需求極為迫切，卻仍被迫選擇居家安老模式。這折射出無數港人家庭面臨的真實困境。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雖然質素較為穩定，但平均輪候期長達一年以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亦需耗時申請且名額有限；私營院舍月費动辄數萬元，對普通家庭構成沉重負擔，且服務水平參差不齊。此外，部分長者本人可能抗拒入住機構，堅持留在熟悉環境。在多重重壓之下，家庭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每月花費數千元聘請外傭提供一對一照顧。當社區未能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而外傭自身能力又無法匹配複雜護理需求時，這種安排對長者與照顧者雙方而言都非理想之選。
政府擬引入外籍家居照顧員，能否成為破局良方？
隨著香港加速邁向超高齡社會，處境類似關婆婆的長者人數將大幅攀升。目前全港六十歲以上人口已突破一百八十萬，預計至二零四六年將增至二百七十四萬人，佔總人口近百分之三十六。與此同時，獨居長者住戶數量在去年初已接近二十四萬戶。伴隨無子女長者比例上升、近年本港移民潮導致子女離港，加上配偶離世形成的「單老」家庭顯著增加，越來越多高齡長者不得不依賴其他照顧者，其中包括外籍傭工。
政府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共建豐盛樂齡社會」的目標，《二〇二六年施政報告》亦重申「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基本方針。由政府成立的「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提出了七十三項具體措施，涵蓋提升安老院舍服務容量、增加資助社區照顧名額等方面。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新政策，是計劃於明年下半年啟動的「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試行計劃」。該計劃要求照顧員在原居地完成最少一百五十小時經認證培訓（相當於本地院舍保健員水準），並具備至少三年護理經驗，法定薪酬將較一般外傭高一至兩成。
然而，僅憑這項政策或部分服務額度調整，真能杜絕下一場悲劇嗎？引入具備資質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護理專業度，但有觀點指出，若家庭經濟能力無法承擔較高薪酬門檻，只能僱用普通傭工；又或者長者醫療需求早已超出單一照顧者體力極限，繼續將高風險護理重任压在個別照顧者身上，最終仍難逃壓力崩潰的宿命。
正如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所提及，早前與勞工及福利局官員會面時，他注意到當局訓練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方案較側重醫療技術層面。但他強調，除技能培訓外，照顧者的心理素質與應對態度的調整同樣至關重要。
居家安老須完善配套，構建社會共同護老網絡
針對此議題，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陳文宜直言，「外傭終歸不是專業看護」，對於關婆婆這類需要高度照護的長者，確實難以完全依賴單一外傭承擔全部責任。安老院舍雖有嚴謹監管與照護制度，但若長者及家屬選擇留在社區，當局便必須補足相應的家居照護配套，例如上門物理治療及緊急支援服務。就政府擬推出的外籍家居照顧員計劃而言，陳文宜認為其確實能提供相對專業的服務，但社會大眾對如何確保服務質素及實施嚴格監管寄予厚望，政府必須審慎評估相關細節。
為防止同類悲劇再次上演，陳文宜進一步建議當局參考國際及內地經驗，全面構築「加強監察」、「培訓支援」及「制度防治」三條護老防線：除提升中介機構培訓質量外，還應在傭工課程中加入情緒管理、照顧壓力處理、虐老警號識別等專門單元，同時建立嚴格的監督機制；在制度防治層面，則需強化事前預防與法律威懾力，透過明確的追責機制及行業禁入規定，多管齊下避免悲劇重演。
居家安老不應被簡化為外包照顧責任，護老措施也不能僅停留在發放資源券或擴充宿位的量化思維上。政府在推動「樂齡社會」建設時，必須建立真正的社會共同承擔機制，將專業醫療評估、社區個案跟進、高彈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以及靈活的社區輪班護理等措施有機整合。唯有建構完整的社會支援網絡與安全防線，全面接應一個又一個的「窒息孤島」，不再讓老弱長者與照顧者在百呎空間內孤立無援，「居家安老」才不會淪為一句令人心酸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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