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釜山峰会召开。这是自2019年G20峰会之后，时隔六年，习近平与特朗普首次面对面交流。在“特朗普2.0”关税战打响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并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计划：特朗普预计4月访华，同时邀请习近平择机访问美国。
然而，2026年2月爆发的伊朗战争打乱了所有安排。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并未导致伊朗政权更迭，反而促使德黑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海湾国家展开打击。结果，原定于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行程被迫推迟至5月，伊朗议题也成为贸易战之外的新焦点。“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之行。
此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推进。8月底，吉尔吉斯斯坦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着这一欧亚安全机制成立25周年，也反映出不断扩员下各方身份的变迁，包括俄罗斯与中国国力的流转。9月中旬，印度举办金砖国家峰会，恰逢该机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将于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随后是9月下旬的习近平访美。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结束，“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再次成为话题。不过，中美也围绕人工智能、关税战等领域展开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同样引发媒体热议。
可以看出，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种竞争与合作，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呈现出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
系列报道共六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于金砖与全球南方崛起、美国退出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地位上升的中国是否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韬光养晦的“平衡者”
张登及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法早在胡耀邦时代就已出现，即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但这一概念并非由中国首创，而是源自“不结盟运动”，也就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
“这基本上是‘全球南方’概念的最早起源，只是当时的说法是‘第三世界’，而非‘全球南方’。但发展中国家团结的理念确实始于万隆会议，当时就提出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张登及补充道，联合国大会在1974年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因此“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法并非中国独创，而是承接了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呼声。
不过，张登及指出，1971年中共获得联合国代表权后，并未立即呼应上述主张。关键在于，当时的中国正与美国共同制衡苏联，因此没有与第三世界过度亲近，尤其是作为“不结盟运动”重要成员的东盟国家，基本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当时东盟国家正在反共，对中国和华人抱有强烈敌意。直到90年代以后，中国恢复与印尼、新加坡的外交关系，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才逐渐正常化。”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另一个关键节点。张登及表示，由于北京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正好能为货币迅速贬值的东盟国家解围，中国由此确立了发展中国家的“负责任大国”身份。也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主张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受限于经济体量，未获太多重视。
张登及指出，这仍然回归到“位置”问题。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还排在全球第九、第十时，其实没有足够的改革底气，最多只能与发展中国家相呼应，正如邓小平1974年提出的“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以及1990年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张登及分析，邓小平所说的其实是“平衡者”的概念，强调“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不会“带头挑事”。因为中国正在积极融入世界，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平衡者”与一定程度的“负责任者”身份，最有助于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张登及表示，因此尽管中国很早就有“挑战者”或改变国际秩序的理念，包括万隆会议，以及60年代同时对抗美苏、自诩为世界革命领导者，但在1971年美国乒乓外交后，中国迅速向美国倾斜，革命外交路线随之消失。90年代虽然各方已开始讨论文明冲突、中国威胁，但因当时中国经济体量仅排全球第八，这些说法并未真正发酵，各方也未十分在意，“其实关键还是因为苏联解体，西方要寻找第二个敌人，这才选中了中国。”
“挑战者”基因何以浮现
但张登及接着指出，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排名持续上升，即便北京仍主张自己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位置”的变化却让曾参加万隆会议、一度反美反苏的“挑战者”基因，从隐性逐渐转为显性。
其中，伴随“中国奇迹”引发的热议，各方讨论在原有的文明冲突、中国威胁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新概念，即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
张登及表示，原本90年代大行其道的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但自从美国干预中东、陷入泥潭后，“华盛顿共识”逐渐受到发展中国家质疑。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欧债危机，各国开始怀疑美国的负责意愿和解决危机的真实能力。
张登及指出，这就成为“北京共识”扩大的背景。此外，在这一概念诞生前不久，“金砖四国”（BRIC）的说法也恰好出现。无论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巴西的发展模式，明显都不是遵循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四国中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中國。
张登及表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度空泛的中国威胁、文明冲突叙事，开始伴随中国的发展“化作现实”。过去当胡耀邦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谈论“多极化”时，各方或许只将其视为普通口号，毕竟中国终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朱镕基的经济改革也是国企改革与工人下岗，“其实就是要以‘负责任者’的身份，加入西方的游戏规则。”
张登及提到，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江泽民就强调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到了小布什（George W. Bush，又译小布希）时代，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但后续“北京共识”叙事的盛行，直接反映了中国的身份变化。“身份的转换，不仅在于你认为自己是谁，还包括别人如何看待你。”张登及强调，当西方学者纷纷讨论“北京共识”，其实已反映西方学者开始认为，中国具备作为“挑战者”的实力基础。因为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空话，而是能够付诸实践的有用路线。如果中国仅仅强调“四个自信”，外界或许还会认为这是在“喊口号”，但当中国真正走出一条路，中国威胁也就由此“化作现实”。
金砖是否会强化中国的“挑战者”身份
围绕金砖国家的崛起，张登及分析，金砖与上合存在本质差异：金砖跨越领土空间，不如上合创立时自带的强烈领土空间制衡意味。但与后者的“平衡者”身份相比，金砖从一开始就是“挑战者”。
张登及指出，金砖是一群逐渐兴起、分散各地的国家，认为彼此可能具有共同的发展模式和议程，因此尝试相互合作。习近平也因此提到，金砖集团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也认为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太低。”
张登及说明，金砖最初只有几个大国，巴西代表美洲、印度代表南亚、中国代表东亚，俄罗斯则代表自身，“毕竟俄罗斯从来就不能代表任何区域，既不代表亚洲，也不代表欧洲，最多只能代表中亚”。随后又加入了南非，形成了各洲都有代表、并尝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松散组合，可以说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挑战者”身份。
不过，张登及认为，尽管中国也是金砖成员，但至今并非国际秩序的纯粹“挑战者”。例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及其各类附属机构中，中国都持续投入运营，尤其针对维和部队，中国可以说是承担最多经费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照过去的规范，美国应该是最主要的出资方，但现在美国长期拖欠费用，中国便接过了这一责任。”
張登及分析認為，倘若北京真如外界所言是現有國際架構的純粹「挑戰者」，其邏輯上應當構建一套獨立的平行機制，用以對沖華府主導的聯合國體系。然而現實情況較為複雜：當前美國的角色定位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從過去被視為「負責任的霸權力量」，逐漸演變為帶有挑戰性質的「責任承擔者」，甚至被部分觀點界定為國際體系的「破壞性挑戰者」或「制衡型挑戰者」。核心症結在於，特朗普政府不認可既有制度框架，傾向於另起爐灶；在其視角中，舊有體制在面對技術壓迫與經濟脅迫時，顯得既無實質價值又難以徹底拋棄。
張登及進一步指出，當美國展現出從舊有制度中逐步抽離的意圖時，中國反而表現出更強烈的維護意願。這一現象背後的邏輯在於：美國的戰略淡出，非但未削弱中國在舊制度中享有的制度性紅利，反而使其受益趨勢有所上升。此外，中國若能在舊有體制內扮演「責任擔當者」角色，將有助於強化其行動的合法性基礎。因此，中方多次重申，各國應尊重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並確保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地位。
張登及強調，這種動態揭示了中美兩國在國際身分上的微妙矛盾與辯證關係。「儘管中方呼籲美方重視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運作，但美方越是疏遠聯合國，中方對聯合國的投入便越顯積極。」不過他也提醒，中國同時採取雙邊策略，在金磚國家、七國集團等非西方或反西方色彩的多邊平台中發揮關鍵作用；而在面向聯合國系統時，中國亦持續拓展自身影響力，以此作為獲取政治合法性的資源來源。
「基於此，我認為中國實際運行的是雙軌模式——既是『責任擔當者』，也是『秩序挑戰者』。」張登及解析道，中國能將挑戰陣營的訴求同步傳遞至安理會與聯合國層面，這本質上是巧妙利用其特殊地緣政治位置，以「挑戰者」姿態換取在安理會履行「責任擔當者」職責的合法性空間。
張登及補充說明，上述策略的成效依賴一個基本前提：中國的相對地位正在提升，而美國則呈現「退群」態勢。他坦言，若美國仍沿用拜登（Joe Biden）時期的外交路線，中方的操作效果可能受到制約；但鑑於目前由特朗普主政，美國脫離聯合國體系的跡象愈發明顯，中國留守該平台反而能獲得額外收益。然而，一旦聯合國的實際效能持續下滑，中國在此框架內的加分效應恐將同步遞減。
「至少就現階段而言，留守聯合國的正面效益仍佔主導，故中方大概率會延續負責任的定位。」張登及以「游擊戰十六字訣」作類比：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正是中國應對美國戰略調整的靈活處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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