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正值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的第25個週年。回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乃至更早時期，社會各界普遍擔憂市場開放會對國內產業造成衝擊，「狼來了」的焦慮情緒曾一度廣泛蔓延。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至2026年，客觀事實已充分驗證了這種擔憂的無端——不僅外部競爭並未如預期般壓垮本土產業，中國反而憑藉把握市場開放帶來的戰略機遇，迅速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最大工業生產國。
作為推動全球化的關鍵制度安排，WTO長期以來引發了包括眾多學術研究者在內的各方質疑。部分學者試圖借助看似嚴密的理論框架來批評和否定經濟全球化的合理性。例如，早期曾有觀點認為汽車製造業是中國入世後最容易遭受重創的領域之一。但後續發展表明，伴隨國家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汽車行業迎來了爆發式擴張，逐步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標誌性成就。據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品牌汽車的全球銷售總量已超越日本同行，同時歐洲市場從中國進口汽車的規模首次超過其對華出口量。綜合評估來看，加入WTO是中國實現經濟跨越與和平發展的重要決策，使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最主要的受益方之一。
為何中國在融入WTO體系後未遭遇所謂「狼來了」的局面？背後原因或許涉及多個層面，但其中一個核心要素在於中國政府具備前瞻性佈局，早已針對市場開放可能帶來的挑戰展開系統性準備。
追溯歷史脈絡，WTO的前身可上溯至1947年簽署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彼時中國亦是該協定的初始參與國之一。然而受國共內戰、冷戰格局及計劃經濟體制等因素影響，1949年後中國大陸長期處於該國際貿易體系之外。直至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政策並糾正此前的路線偏差，中國才於20世紀80年代將恢復關貿總協定席位納入議程。從1986年7月遞交申請到2001年12月正式獲准加入，中間歷經長達十五年的籌備期。若將1986年前乃至改革開放初期奠定的工業基礎計算在內，則中國為入世所做的準備工作實際上延續了更長時間。當然，中國最終能夠成功加入WTO，最根本的內部動力源自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尤其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所營造的制度環境。
今年8月辭世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其在任期間推行的經濟治理與結構調整措施，為理解中國如何化解「狼來了」的風險提供了重要視角。朱鎔基的重要歷史貢獻之一即主導完成了加入WTO的複雜談判過程；而為緩解入世對國內產業的潛在壓力，他亦投入大量政治資源推動深層次經濟變革。自1991年起出任副總理職務後，根據2011年人民出版社刊行《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一卷前兩篇內容記載，他在履新不久便聚焦產品品質提升與大型國有企業活化問題。他當時指出，產品質量是決定市場競爭力的根本因素，國有大中型企業唯有持續研發新品、優化生產工藝、壓縮成本消耗並強化內部管理，方能擺脫經營困境。
面對當時突出的重複建設現象、產能過剩以及因市場保護導致的汽車定價嚴重失真等問題，朱鎔基於1991年12月在題為《大力調整工業內部結構》的報告中直言：「國內市場的這種價格狀況能夠長期維持嗎？目前為何走私車輛大量湧入？正是因為其價格優勢明顯。一旦我國重新取得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這些扭曲的價格勢必回歸合理水平，我們不能依據失真的價格信號去規劃熱門項目……我國的價格機制改革必須堅定推進，並逐步向國際水準對接。只要我們進入關貿總協定框架，價格更具競爭力的高品質外資產品就會流入國內，封閉阻擋並非可行之策。未來無論關稅壁壘還是行政審批手段都難以長期抵禦外部競爭，唯有依靠自身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站穩腳跟。照現狀發展下去，談何國際競爭力可言？」
從1991年走上副總理崗位直至2003年卸任總理，朱鎔基統籌國家經濟事務的時間跨度達十二年之久。初期階段，其工作重點集中在清理三角債務、重塑工業內部架構以及轉變國企運營模式等方面，屬於試探性探索。到了1992年，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激發新一輪改革熱潮，朱鎔基隨即推出力度空前的宏觀經濟調控舉措，涵蓋產業結構升級、匯率雙軌制併軌、國有資本重組、金融體系再造及分稅制財政改革等多個維度。以國企改革為例，他在1994年1月的公開發言中強調：「倘若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得不到根本性改造，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諸多深層矛盾就無法根除，正向循環機制也就無從建立。眼下形勢下，大約三分之一國企處於顯性虧損狀態，另外三分之一則存在隱性虧損，若此種局面持續惡化，財政與金融狀況將始終難有起色，整個國民經濟也難以邁上新的高度。因此，推動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刻不容緩，而其中最核心的環節即是實現政職分離。」
概而言之，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策略以來，中國在經濟體制革新與產業升級方面積累的深厚基礎，使其具備了有效應對2001年入世挑戰的實力。這不僅促使中國製造業走出了一條技術引進來、消化吸納、本土創新再輸出的高速發展路徑，更為廣大勞動者的勤奮付出與創造智慧在全球舞臺施展拳腳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間。
中國的實踐經驗揭示出兩個重要規律：首先，全球化進程中的產業陣痛並非不可避免，取決於各參與主體能否運用趨利避害的策略思維進行前瞻佈局，並具備相應的抗風險能力。全球化本身契合資源配置與分工協作的經濟邏輯，既能促進全球範疇內的效率提升，也可能對不同區域產生差異化影響。真正理性的態度絕非簡單地贊成或抵制全球化，而是精準識別符合經濟規律的發展契機，並在風險管控中最大化收益。
其次，中國在推進改革開放及融入WTO過程中展現出的戰略智慧、治理效能與責任擔當具有非凡意義。這些特質構成了國家長治久安與實現善治的關鍵支撐。當前，中國同樣面臨一系列新舊交織的難題與考驗，包括反腐鬥爭仍處深水區、官僚主義痼疾尚未徹底根除、經濟呈現K型分化特徵、收入分配差距依然顯著、內需動能不足以及大批民營企業與居民信心有待提振等。面對這些挑戰，中國亟需重拾改革開放時期那種果敢的治理智慧與承擔精神，從而切實破解當下困局並開闢新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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