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太一｜越想實現文化自主　越不能靠別人翻譯-硕谷新闻聚合

孫太一專欄

近期關注了最新一期《一虎一席談》，該節目聚焦英語是否仍應作為核心學科。內地考研指導專家湯家鳳的立場，其實比網路標題黨所渲染的更為理性平和。他並未主張徹底放棄英語學習，而是建議在中考與高考中降低英語的分值比重，將節省下來的時間傾注於數學、物理與化學等基礎學科。同時他明確指出，減少考試評分權重，並不意味著縮減學校日常的英語教學時長。此外，圍繞「人文社科究竟有何實際價值」的討論也日益激烈。

科技博弈不能僅依賴技術型人才

復旦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建軍曾發表過一篇引發廣泛爭議的文章，名稱為《文科不會消亡，但需要縮水》。他的論述更進一步，認為當前大量的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政治學領域，往往淪為不斷生造概念、變量與理論的遊戲，對人類知識體系的實質性貢獻微乎其微。當然，他也特別闡明，這只是基於自身數十年學術經歷的回顧與反思，並非要求整個社會科學界照此模式運作。這種關於「實用性還是無用性」的集體焦慮正在擴散，部分高校甚至已開始將資源從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全面向理工科轉移。

因此，這確實是一個亟待深入探討的命題：我們還有必要花費大量時間鑽研英語嗎？既然人工智能已能實現即時翻譯，為何還要堅持外語學習？當國家層面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在芯片、人工智慧與新能源領域時，我們是否應該大幅增加工程師的培養規模，而相應地減少文科生的產出比例？

我的回應或許有些違背直覺。高考中的英語科目固然可以進行改革，人文與社會科學同樣亟需轉型升級。然而，越是強調科技領域的正面抗衡，越不能只專注於培養具備操作技能的人員；越是凸顯文化自信，就越需要有專家人群去深刻理解異質文化。尤其是，若渴望實現真正的自主發展，就絕不能依賴他人來替我們解讀這個世界。

真正的自主是獨立獲取資訊的能力

英語最核心的價值，或許根本不在於口頭交流，而在於賦予個體更多元且獨立的資訊獲取通道。倘若一個人完全無法理解英語，那麼他所接觸到的關於「美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海外媒體如何報導事件」、「外國學者如何評價現狀」等相關內容，很大程度上必須經過他人的轉譯、提煉與過濾。問題的關鍵在於，誰掌握了為你篩選資訊的權力，誰就已經隱形地掌控了一部分詮釋世界的話語權。

由此可見，學習英語與建立文化自信之間，絕非互斥關係。實至名歸的文化自信，不是刻意屏蔽外部聲音，而是當他人發聲時我能聽懂其意涵；當他人書寫時我能看懂其邏輯；當他人提出批評時我也能準確識別其指向。在此基礎上，由我自行做出判斷。這本質上是一種資訊主權的體現。

英語仍是全球最大的「介面」之一

我周圍有一些幼童，在两三歲階段，一旦掌握了二十-six個字母及若干簡單規則，便能拿著簡易英文繪本嘗試閱讀。中文顯然不同，一個孩子若要真正獨立識讀海量漢字，通常需要漫長的積累過程。這自然不代表英語比中文更容易被大腦接受，不同的語言系統僅僅是開啟了差異化的認知路徑罷了。

如今英語之所以展現出強大的影響力，也不在於其語法結構有多麼精妙，而是在於幾百年的歷史演進形成了巨大的網絡效應。根據W3Techs在2026年九月的統計數據，在其可識別內容語言的網站樣本中，有49.5%使用英語。儘管這一數字受統計方法限制，但英語在互聯網生態、科學研究、商業運作及跨國互動中所佔據的樞紐地位難以被撼動。它更像是一種通用的介面協議：當全球都在使用Word傳輸文件時，你完全可以開發自己的軟體，而且理應如此；但如果你的策略不是致力於讓自家軟體變得更好用，而是宣布從此拒絕打開Word格式的文件，那麼最可能的結果並非迫使對方改變，而是自己率先切斷了接收外部資訊的管道。

建構中文知識體系，與拒絕接入全球現有的知識網絡，完全是兩碼事。真正具備強大生命力的系統，不應僅能運行自產的程式。

AI能翻譯卻無法替你融入圈子

人工智慧無疑將重塑英語教育格局，並淘汰大量低階的機械翻譯工作。旅遊問路、菜單辨識、閱讀一般性的英文新聞，現在已經不再要求使用者具備高深的英語功底。因此未來的英語教學確實應該減少刁鑽語法的考核，減少那些純粹為了應試而存在的訓練題。但AI削弱的是「逐句轉換文字」的工具價值，而非理解特定語言背後文化脈絡的價值。

假設你出席一場有十幾個國家代表參與的社交酒會。幾十位賓客三五成群交談，你在左側聽到有人提及自己的研究方向，右側有人正討論一個與你相關的項目，還有某位賓客突然拋出一個只有深諳當地政治風俗才能領會的玩笑。精通語言的人會本能地捕捉這些細微信號，從而判斷何時上前搭話、何時切入話題、何時順勢接住梗。這絕非將每一句話都精準轉譯成母語就能解決的問題。

機器可以向你報告對方說了什麼，但機器很難替你做出生動反應的決策，比如何時該微笑、何時該接茬、哪一句閒聊可能結下深厚的友誼。而在商業談判、外交斡旋、學術對話及政策制定的圈層中，真正具備戰略價值的資訊，有很大一部分恰恰發生在正式講台之外的場合。

所以在AI時代，並非英語失去了效用，而是「何種形式的英語具有效用」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公共教育退出後英語或成富人專屬

倡議降低英語權重的一方還有一個頗具說服力的理由：促進教育公平。城市家庭有能力僱請外籍教師、報讀昂貴培訓班、安排出國遊學；而部分縣城及農村的孩子只能依賴公立學校資源。但這點恰恰值得進一步追問：如果未來科研前沿、跨國企業運營、國際事務交流以及大量高薪職位依然高度依賴英語能力，而公共教育體系卻逐漸淡化英語重視程度，最終誰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小？恐怕依然是富裕階層。他們依然能夠聘請私人導師、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安排海外留學經歷。真正可能喪失低成本英語習得渠道的，反而是普通工薪家庭的子弟。

因此真正值得推進的改革方向，不是「讓所有人都少掌握一項通用工具」，而是如何確保普通家庭的孩子，無需耗費數十萬元巨資，也能順利學會這項必備技能。英語考試可以減少純語法題型的比重，高考制度甚至可以允許不同專業類別賦予英語與數學不同的分數權重。

但不能因為衡量工具的設計存在缺陷，就把所要評估的核心能力一并丟棄。

工程師能造東西卻未必能賣出去

這也正是我對「理工科更具價值、社會科學毫無作用」這種觀點產生最大質疑的地方。中國真的只缺乏理工科人才嗎？中國近些年能在新能源汽車、無人機、光伏產業、高速鐵路、通信設備等領域迅速崛起，本身就充分印證了中國工程師隊伍的卓越能力。然而當代大國之間的科技較量，早已不僅侷限在實驗室內部的研發環節。工程師解決的是產品能否被製造出來的問題；但當產品完成後，還必須面對一系列複雜挑戰：能否順利進入目標市場、当地政府是否發放許可、立法機構是否施加限制、消費者是否將其視為安全隱患、其他國家是否會採取跟隨行動等。

TikTok便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案例。TikTok底層的技術架構與產品體驗並未因進入美國市場而突然失效，美國用戶數量一度突破1.7億大關。但在202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相關法案，強制要求TikTok擺脫被认定的中國控制狀態，否則將禁止應用商店及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繼續提供支援；到了2025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維持了這項法律的效力。程式設計師成功構建了產品，但接下來決定其存亡走向的，卻變成了法律法規、安全審視、政治博弈、輿論導向及社會認知等多維因素。

所以工程師的角色當然至關重要。但在當前的科技競技場中，律師、經濟學家、政治分析師、傳播專家及區域研究學者，有時正是在捍衛工程師們数十年辛勤工作的最終成果。

工程師決定了某一項發明能否被創造出來；而一個成熟社會還需要其他專業群體協助判斷，這項發明能否順利推向世界。

更高層次的競爭是定義問題

新能源汽車行業也是如此。同樣一款價格親民且性能達標的電動車，可以被賦予截然不同的敘事邏輯。一種論調認為，這是依靠補貼和過剩產能形成的不公平競爭，正在嚴重衝擊其他國家的本土產業；另一種論調則主張，這是成本更低的綠色環保產品，有助於降低終端消費者的支出，從而加速全球的能源轉型進程。同一個客觀事實，可以被置入不同的問題框架中，進而以迥異的方式被塑造和傳播。一旦政策辯論被納入某個特定的框架軌道，後續的發展結果往往已經受到了深遠的影響。

這也正是為什麼「講好中國故事」絕不僅僅是把既定的立場精準轉譯成英文並發布到網路上。我們從來不缺會說話的人，真正稀缺的是懂得如何有效敘事的人。僅僅停留在別人說一句、我方反駁一句的層面，屬於最低級的話語對抗。如果議題設定權永遠掌握在對方手中，即便你再能言善辯，也經常只能處於被動的防守陣地。

真正高水準的話語主導權，是促使對方開始思考並回答由你所提出的核心問題。

人文社科改革不能因噎廢食

那麼社會科學到底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其實可以給出非常具體的回答。工程師可以探索如何提升芯片的製造工藝，經濟學家可以剖析出口管制措施如何改變企業的經營行為，法律專家可以研判某項限制措施究竟依據哪條法律條文，政治學者可以探究某個議題為何能進入國會議程、哪些利益群體會表態支持、哪些群體可能提出反對，傳播學者可以分析某種觀點為何會被大眾所接受，區域研究者則可以向你解釋，同樣的一句話分別放在美國、日本、東南亞或中東地區，為何會引發截然不同的社會反響。

誠然，社會科學領域確實存在大量重複性研究、概念炒作甚至是學術界的自我娛樂現象。劉建軍教授對此提出的批評，我完全能夠理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確實需要進行深刻的內部改革，但「部分個別研究缺乏價值」與「這類知識體系整體沒有價值」，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一棟建築裡若有部分房間設計得不合理，正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重新裝修優化，而不是將整棟大樓炸毀重建。

文化自信不是等全世界學會中文

類似的誤區同樣出現在文化對外傳播的實踐中。常有人提出疑問，既然中國文化本身足夠優秀，為何非要借助英語來向外界展示？因為「事物本身優質」與「外界知曉其優質」本就是兩個獨立的命題。在這一點上，許淵沖先生對世界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絲毫不遜色於他所翻譯的那些原著作者。

莫言不會因為作品被譯成英文才成為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三體》系列那驚人的想象力也不是在劉宇昆翻譯之後才突然湧現。但是，倘若缺乏優秀的翻譯人才和文化中介機構，這些作品要進入另一個語言環境的出版市場、評論體系以及普通讀者的視野範圍，難度必然會大幅上升。文化自信絕非坐在家中靜候全球讀者主動學會中文。越是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就越應該具備將其清晰傳達給外界的實力。

真正強勁的文化力量，從來不懼怕被翻譯。相反，它理應擁有世界上頂尖的一批翻譯家和傳播者團隊。

真正強大的國家不能只培養一種人

归根结底，笔者对于调整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这一议题持开放态度。甚至可以说，未来的高考评价体系理应走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伴随人口结构的持续演变以及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本不该如此艰难。试想，若一名数学领域的天才仅仅因为英语科目失分过多而错失深造机会，这显然不合理；同样，一位语言天赋出众者也不应因数学成绩不理想而被拒于语言学科门外。然而，关键在于，我们务必警惕思维滑坡：切勿从探讨“英语该如何考核”的合理讨论，逐渐演变为“英语毫无价值”的极端论调；也不要将“国家亟需更多理工科人才”的现实需求，错误地引申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无关紧要”的偏见。

这种逻辑谬误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发现前锋线火力不足，于是索性裁撤中后卫、后防线乃至守门员，转而让11名前锋同时登场作战。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尤其忌讳这种短视决策。诚然，我们迫切需要培养世界顶尖水平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但同样不可或缺的是那些能够深入研读国际规则的人才、洞悉他国社会肌理的研究者、精准预判政策走向的分析家、熟练驾驭谈判桌的外交官、主动塑造全球议程的引领者，以及在外界为我们贴标签之前，有能力参与并主导中国形象定义的战略家。

事实上，英语仅仅是踏入这套综合素养体系的一张入门凭证。它既非某种需要顶礼膜拜的信仰符号，也非界定个人身份的刚性标尺。掌握英语绝不会削弱一个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恰恰相反，那些真正精通两种语言、深刻理解两套社会运行逻辑并能灵活切换不同思维范式的人，往往更能清晰辨识自身文化独有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更懂得如何向外部世界有效阐释这种独特性。

因此，笔者内心真正的忧虑焦点，并非英语高考分值从150分下调至120分，抑或进一步降至100分这类具体数字变动。令人心生不安的是，我们是否在批判应试化英语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彻底放弃了英语学习？是否在大力推崇科技创新的同时，对社会科学领域造成了无谓的挤压与伤害？是否在弘扬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将封闭隔绝错误地等同于自信自强？是否在反复强调独立自主口号的背后，反而陷入了越来越依赖他人为我们解读世界的被动境地？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绝非要求整个世界只使用我们能够听懂的单一话语体系来表达。真正的自主意味着，无论世界以何种语言、何种方式发声，我们都具备充分的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该吸纳的优秀成果便坦然吸纳，该反驳的错误观点便坚决反驳，该重新界定的概念范畴便果断重构。

最终，我们还将具备足够实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倾听并理解我们所表达的思想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