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鳳案件專頁】
本案涉及三名被告人，分別是前大伯鄺港傑（35歲，職業司機）、前家翁鄺球（69歲，已退休人士）以及前夫鄺港智（32歲，目前無業）。檢控方指控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於香港地區共同謀殺了蔡天鳳，並且在同月的21日至23日期間，非法阻止對蔡天鳳遺體進行合法安葬。針對谋杀罪的指控，三位被告均表示不認罪；而在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的罪名上，鄺港傑與鄺港智承認相關罪行，唯獨鄺球堅決否認。
黃埔花園物業歸屬澄清 辯方質疑證詞虛構成分
代表被告人鄺港傑的辯方大律師Trevor Beel在前日（即6號）對證人張燕花進行盤問時提出疑問：如果目的在於避稅，那麼為什麼加多利山的單位沒有直接登記在張燕花名下？當時張燕花回答稱，她與丈夫蔡楚生共同持有位於黃埔花園的物業產權。法庭昨日（7號）為了進一步核實該項證供細節而宣佈暫時休庭，直到中午12點才重新開庭處理這一爭議。
辯方持續就黃埔花園的業權問題深入盤問張燕花。張指出，警方人員在前晚通過微信聯繫她詢問該單位的具體地址，她在訊息回覆中解釋道，由於前日作供時情緒較為激動，加之那是多年前居住在黃埔花園的事情，導致一時記憶混淆說錯了話，實際上該單位是由其丈夫單獨持有的。
辯方接著追問為何在前晚突然意識到自己之前的陳述有誤。張燕花解釋說，因為被警察问及黄浦花园的地址，她去翻看了當時出售樓宇的記錄檔案，這才驚訝地發現自己並非業主，真正的持有人是她丈夫。辯方隨後指出，該單位早在2019年就已經完成交易並售出，最終成交價格為1,250萬港元。對此，張表示印象中只記得售價大約在一千多萬左右，確實忘了精準數字，同時補充說丈夫已經將賣房所得的收益全部交給了她。
依據張燕花在2023年案件爆發後所錄取的正式口供內容顯示，她曾經解釋過，之所以將加多利山單位的登記業主設為鄺球，是因為那時她和女兒蔡天鳳名下都已有其他物業。辯方對這種說法提出了強烈質疑。張則強調，由於事發已久，在錄製口供的時候她已经无法清晰回忆起是否真的持有黄浦花园的单位。当辩方再次追问为何要由鄺球担任登记业主时，张解释说当时鄺球没有固定工作，“方便到处跑动，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么操作的”。
辯方进一步揭露，张燕花一直与警方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络，特别是其中一名姓高的警员。从双方的对话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从未向警方透露过自己在香港境内拥有任何物业资产。张在法庭上确认了这一事实，并承认自己确实在港无房产。
辩方继续询问，张昨晚究竟查看了哪些文件资料，才意识到自己并非黄浦花园单位的业主。张回应称是翻阅了手机内部的存储记录。在辩方的要求下，张交出了自己的手机供对方检视。辩方查阅后随即提出质疑，指出手机里的记录仅显示了地址信息，并没有提及产权归属问题，质问张是否仅仅因为看到了地址就联想起了自己不是业主这一事实，张对此予以肯定。紧接着，辩方尖锐地质疑张是在一边作证的同时一边现场编造说法，张坚决否认了这一指控。
再议卖楼风波及七千万投资款流向之谜
在过去两天的庭审作证环节中，张燕花多次强调，鄺球拒绝归还加多利山的单位，女儿曾经声称遭到鄺球的暴力袭击，而当张致电鄺球理论时，甚至收到了“我杀了你全家”这样的死亡威胁。昨日，辩方继续围绕出售加多利山单位一事展开盘问，特别关注鄺球当时的反应态度。张回忆说，鄺球当时不仅不同意卖房，还经常口头叫嚣要打人、杀人，“整天都在说这种话”。然而，辩方指出，在第一次讨论卖房事宜时，鄺球的态度并未如此凶恶，也没有试图攻击蔡天凤；张则辩称虽然“第一次没动手”，但坚持认为“他（鄺球）一直很凶，性格就是那样暴躁”。
根据张早前提供的证词细节显示，2022年6月，蔡天凤告知母亲计划安排她与鄺港智所生的女儿转学至屯门地区，为此希望出售加多利山的单位，以便让子女及鄺家相关人员搬入位于屯门的住所居住。张昨日进一步补充披露，她和蔡天凤曾在2022年的4月至5月期间前往屯门参观过一个售价约为2,000万港元的单位。对于辩方提出的蔡家和鄺家是在2022年7月才开始首次商议卖房事宜的观点，张明确表示反对，坚称女儿告诉她这件事发生在同年6月。
蔡天凤财力雄厚无需卖旧买新 蔡母坦言因纠纷欲收回资产
辩方持续质疑，以蔡天凤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在不卖出加多利山单位的前提下，直接在屯门购置新房。张燕花同意女儿确实具备这样的财力基础，但她解释称，蔡天凤当时已经与鄺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发现这家人品行不好，想要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张还补充提到，即便是由蔡天凤出资、挂在鄺球名下的海南岛物业，起初鄺球和鄺港智也都表现出不愿出售的态度。
另外，张早前的供述中还涉及一个关键财务问题：鄺港智在2015年移居内地之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且毫无积蓄，后来声称从事钟表投机买卖生意，并从蔡天凤及其现任伴侣谭骏方那里获得了高达7,000万港元的投资本金。张在昨日作证时表示，应女儿的要求，她曾亲自前往内地调查鄺港智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资金，结果发现“那些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这也导致蔡天凤从此对鄺港智失去了信任。
揭秘前大伯鄺港杰获200万资助经营鸡蛋仔业务及转职司机内幕
张燕花在作证过程中提到，由于鄺港杰曾向蔡天凤抱怨“没事做，找不到工作”，并且通过“拍马屁”、“甜言蜜语”以及“装可怜”等手段博取同情，蔡天凤最终出资超过200万元让他去经营一家鸡蛋仔小吃店。当被问及为何选择鸡蛋仔这个行业时，张解释说这是因为鄺港杰自称对该行业非常熟悉。此外，鉴于鄺港杰总是哭穷说“没活干，没钱花”，蔡天凤也曾私下借钱给他，但这些借款与鸡蛋仔生意本身并无关联。
对此，辩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这家店铺实际上是由蔡天凤开设而非鄺港杰主导，原因是蔡与鄺港智的孩子喜欢吃鸡蛋仔，所以蔡才决定涉足此领域，但这并不被视为一项主要的商业经营活动。张在法庭上反驳了这一观点；当辩方暗示她只是将此视为一种兴趣爱好而非严肃对待时，张回应说这可能确实是部分原因之一，但同时她也强调蔡天凤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助鄺港杰谋生。
张燕花爆料：鄺港杰天天在我家蹭饭吃
辩方接着指出，关于鸡蛋仔生意，蔡天凤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万元左右，但张燕花坚持称女儿透露的投资额超过了200万元。随后辩方又提到，由于当时正值新冠疫情高峰期，加上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该生意始终未能实现盈利。张证实该店面最终因严重亏损而被迫结业，并生动描述道，在那段时间里鄺港杰几乎“每天都在我家吃饭”，于是她便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上班，鄺港杰回答说：“倒闭了嘛”。
蔡天凤曾因鄺港杰驾驶速度快导致迟到而认定其不适合专职司机职位
谈及聘请司机的问题，张曾作证称，从前家姑李瑞香开始，自2022年11月起便不断指责蔡天凤原有的司机“阿信”涉嫌盗窃行为，并积极游说蔡将其解雇，转而聘用鄺港杰。经过一番考量，蔡最终允许鄺港杰进行试用期工作，并于2023年1月正式录用他为专属司机。
辩方追问原司机“阿信”究竟是主动辞职还是被动辞退。张回答说，据李瑞香告诉阿信，全家人准备去旅行，“到时候你再回来上班就行”，但实际上阿信随后就被辞退了。她还补充说明，自己是通过“阿信和我的另一个司机聊天”才得知这一内情的。然而，辩方依据资料显示，阿信是在2022年11月中旬自行提出离职申请的，因此蔡才临时启用鄺港杰顶替其位置。张在庭上极力维护自己的记忆，强调阿信是被强制辞退的，并指出蔡后来又雇佣过另一位司机，但因那人表现不佳同样被解聘。
辩方进而询问，蔡是否曾明确要求鄺港杰至少担任三个月的司机职务。张对此表示否认，声称这是鄺港杰自己想要争取这个岗位的机会，同时女儿内心其实觉得鄺港杰并不胜任这份工作。张举例说，女儿曾抱怨鄺港杰“开车速度太快，每天上班都迟到，送孩子上学也老是迟到的”，比如原本需要一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学校的路程，鄺港杰竟然半小时就到了，这种行为被她形容为“非常危险”。
辩方犀利指出失踪当晚口供与当庭陈述存在明显出入
张燕花日前在法庭上陈述，在蔡天凤失踪初期，她曾拨打电话联系鄺港杰询问女儿的行踪下落。据张所述，鄺港杰当时回复说她的女儿约了朋友出去喝酒，让她不必担心，推测蔡可能只是喝醉了，第二天自然会回家。
但是，辩方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矛盾之处，指出张在2023年录制的官方口供中，完全没有提及鄺港杰说过蔡天凤醉酒归来的情节，并在庭上当众朗读了那份原始笔录。笔录内容清晰地记载，当张致电鄺港杰时，对方的回答是：“（蔡天凤）在大埔商场下了车，一路用海南方言打电话，发脾气，很生气，我只是负责开车，谁知道她会去哪里。”而且在当晚10点左右报警之后，张再次联系鄺港杰，对方冷漠地说：“别再打来了，我要睡觉了。”
录制口供时悲痛过度 大量细节遗忘待后续回忆补全
面对质疑，张在庭上解释道，当初录制口供时正处于极度悲伤的状态之中，精神恍惚之下没能讲述太多具体事项，当时脑海中“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恢复了一些记忆片段。尽管辩方坚称鄺港杰从未发表过关于蔡醉酒的言论，张依然矢口否认这一点。当辩方步步紧逼，质问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为何此前一直没有回想起这些重要细节时，张回答说那段时间她必须独自照顾蔡天凤留下的两名未成年子女，生活节奏极其忙碌紧凑。她着重强调，正是因为当时感觉情况异常诡异，才会愤怒地致电鄺港智大声质问：“你们和你父亲到底把我女儿藏在哪里？”
最后，辩方总结性地指出，纵观张燕花前后提交的八份不同版本的口供材料，没有任何一份提及过鄺港杰所谓“蔡醉酒”的说辞，这恰恰证明了鄺港杰根本未曾做出此类表述的事实真相。对此结论，张在法庭上当场表达了强烈的异议和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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