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充博士学额仅是起点：构建留才生态方能成就香港创新高地-硕谷新闻聚合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9月16日发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国际教育枢纽地位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举措。具体包括将教资会资助的研究生课程名额提升约30%，预计在2030/31学年达到9,600个；自2027/28学年起，“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的名额将从每年的400个逐步增至2029/30学年的550个；同时追加拨款以支持知识共享机制。

能否留住博士才是关键

除此之外，当局计划在北部都会区打造新田、洪水桥及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推动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政府还将延长把本地大学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期，推出学生宿舍用地，并在北都或其他区域预留土地发展国际学校。

上述措施表明，政府正逐渐将高等教育视为香港发展创新科技、吸引全球人才以及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基石。然而，增加学位数量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香港能否将来港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学子培养成顶尖研究人才，并确保他们在毕业后选择留在香港发展，这才是检验政策成效的核心所在。

博士人才不只是大学人才

在探讨人力资源议题时，社会舆论往往聚焦于如何引进当前劳动力市场紧缺的专业人员。这种做法虽能在短期内缓解人手不足的压力，但若想长远提升香港的生产力与创新实力，则必须着力培养具备从事高阶研究、实现知识转移及创造高附加值工作能力的博士级人才。

博士教育的目标绝非仅限于造就大学教授。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金融科技、先进制造、公共卫生、环境技术及数据科学等领域的迅猛扩张，博士毕业生完全可以在企业研发部门、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专业服务机构、创新科技企业乃至创业浪潮中发挥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香港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率持续低迷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等多重挑战。当依靠单纯增加劳动力数量已难以为继时，全面提升每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及生产效率便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博士教育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更是香港整体人力资源规划、产业升级转型及应对人口危机的战略性组成部分。

政府对研究院学位及博士奖学金名额的双向扩容，其基本导向值得肯定与支持。但在学位规模扩大之后，香港仍需直面三大核心考验：其一，是否具备足够吸引力汇聚全球顶尖生源来港深造？其二，能否为这些精英提供理想的学术研究条件与生活保障？其三，是否可以确保他们毕业之后在香港寻得契合自身专长的发展机遇？

香港具吸引博士人才的优勢

笔者此前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支持，率领跨机构团队开展了一项关于香港吸引及保留高水平博士人才策略的研究项目。该研究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深度质性访谈、大规模量化问卷调查及社交媒体舆情监测等手段，深入考察了博士生群体及高校管理层对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英国四地博士教育政策的认知与评价。

调研结果显示，香港在争夺国际博士人才方面拥有不俗的基础条件。极具竞争力的全额奖学金与研究经费支持、以英语为主导的教学科研语言环境、享有极高国际声誉的高校品牌，以及相对透明规范的毕业后留港就业路径，均构成了香港不可忽视的比较优势。

此外，香港针对随行家属的工作权益设定也颇具亲和力。对于已婚、育有子女或需举家迁移的博士生而言，配偶的职业发展空间、子女的入学便利性以及家庭整体的生活适应度，往往是决定其最终升学去向的关键变量。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调查中多数正在修读博士课程的受访者表达了强烈的毕业后留港意愿，且这种倾向随着学业阶段的推进而愈发显著。这折射出一个积极信号：一旦博士生融入香港的生活节奏并建立起初步的专业网络，相当一部分人会重新评估并将香港视作长期职业发展的首选之地。

由此可见，问题并非出在香港缺乏初始吸引力，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新生入学时的潜在兴趣，切实转化为毕业后扎根工作的坚定选择。

宿舍供应影响博士留港

尽管丰厚的奖学金是招募博士生的首要筹码，但研究亦揭示，即便实现了学费全免，受访学生对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支出及养家费用——仍抱有高度警惕与焦虑。

完成一项博士课题通常耗时三载甚至更久。若校内住宿资源匮乏，抑或现有津贴无法覆盖实际租金与生活开销，学生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应对生存压力。这不仅削弱了他们赴港求学的动力，更可能干扰学术专注度，进而损害研究成果质量，并最终动摇其毕业后留港的决心。

政府提议在本财政年度率先推售首宗学生宿舍地块，通过市场化竞标方式兴建新型公寓，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学生的居住刚需。然而，商业开发并不自动意味着租金的可负担性。特区政府与各院校亟需进一步探索如何扩充研究生床位供给、设立过渡性安居方案，并向非本地学子提供更详尽透明的租房指引与生活资讯服务。

北部都会区内规划的三座大学城为此提供了难得的破局契机。倘若大学城仅局限于教学楼与实验室的物理堆砌，尚不足以构筑完整的人才生态圈。规划设计阶段应统筹考量研究生及其家属可承受的住房选项、优质教育资源配套、便捷医疗服务体系、高效交通网络连接及完善的社区公共设施。“宜居宜业”不能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而应成为实实在在吸引并留存高端智力资源的硬性指标。

扩大学额也要扩阔出路

数据显示，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是博士生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博士毕业生的传统去向多集中于高校教职岗位，然此类编制极其有限。若在大幅增加招生规模的同时，业界、科研院所及公共服务领域未能同步创设更多高附加值的研发与管理职位，极可能导致供需失衡，即博士产出激增却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

鉴于此，香港迫切需要搭建一套系统化、多元化的博士职业发展通道，涵盖博士后流动站、企业研发中心骨干岗、行业实习基地、产学研联合攻关、技术成果转化专员、前沿创新项目及初创孵化器等环节。高校应当前置职业规划指导，引导学生在早期阶段就拓宽视野，了解学术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而非等到临近毕业才仓促寻找归宿。

《施政报告》构想的大学城集教学园区、科创特区、产业集聚带与生活社区于一体，并由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实施高层督导，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落地。若能如期兑现蓝图，将为博士人才铺设一条从求知探索、实验攻坚、实战演练到就业创业的全链条成长轨迹。

当然，物理空间的邻近不等于化学反应的发生。政界还需精心设计对接平台与激励基金，撬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博士联合培养，开放高质量实习与研发岗位，并与学府共同定制面向产业需求的特色博士课程及应用型课题。

由招攬人才转向留用人才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我们提出了九项针对性建议：优化毕业后的职业衔接机制、保持奖学金的全球竞争力、减轻居住与生活经济负担、完善博士生家庭支持体系、深化跨国科研协作、加大基础研究设施投入与知识转化力度、强化深港联动效应、共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研发生态圈，以及对外精准传播香港的独特优势。

其中若干主张已与《施政报告》的精神不谋而合。例如增设博士奖助名额有助于巩固香港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优势；建设专项宿舍直击住房痛点；而三大大学的集群布局则为打通校院企壁垒创造了先决条件。

不过，单靠资金注入与容量拓展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如何将分散的政策工具整合成有机合力。比如在博士奖学金体系中嵌入企业合作模块；在大学城内划定专属空间用于博士后工作站、校企联合实验室及种子轮融资；使非本地生留港签证审批流程与重点产业的用人缺口紧密挂钩。

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另一片亟待深耕的战略腹地。香港可依托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机构、纯熟的英文学术语境及普通法框架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与跨境人才培训；借力湾区兄弟城市庞大的产业集群、成熟的制造工艺及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进程。

但要让跨境协同真正释放出引才磁力，必须先扫清科研经费跨境使用障碍、打破数据流通坚冰、厘清知识产权归属规则、理顺两地工作安排差异及优化通关通勤体验。若上述实务难题悬而未决，湾区红利恐沦为空中楼阁，难以转化为博士生触手可及的职业坦途。另外，如何让这批外来智囊团无缝融入本土社区肌理，也将是未来施政的重中之重。

博士教育是長远人力投资

雕琢一位合格的博士学者需要漫长的周期，其衍生的经济效益也未必立竿见影。但是，面对全球范围内白热化的高端人才抢夺战、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变迁及深刻的产业迭代阵痛，香港绝不能再满足于仅仅填补眼前的用工空白，而忽视了对未来研究型与创新型领袖力量的长线储备。

评判博士教育价值的标尺，不应狭隘地限定在其产出了多少位终身教授。经由严苛训练淬炼而成的批判性思维、复杂系统解析力、颠覆式创新意识及解决棘手问题的综合素养，恰恰是支撑香港迈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体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内核。

官方上调研究生院学位配额并扩充博士奖学金池，无疑是筑牢人才蓄水池的第一步棋。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在于打通奖学金发放、住房保障、家庭安顿、科研软硬件配置、产教深度融合、就业渠道疏通及永久居留权授予之间的任督二脉，形成闭环管理体系。

香港真正渴望赢得的，不仅仅是注册学籍的数字繁荣，更是那些学有所成的头脑愿意将智慧结晶、专利成果及事业版图深深锚定于此的热忱。唯有完成从粗放式的“广撒网招生”向精细化的“悉心育才”再到稳固的“强力留才”的模式跃迁，博士教育方能蜕变为驱动香港高等教育革新的新引擎，并为这座城市的持久人力供给、原始创新能力及宏观经济腾飞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