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回归下的治理隐忧
回顾二零一九年的修例风波所引发的严重管治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以重构香港的各级选举体系。此次变革的核心举措之一便是彻底贯彻“爱国者治港”方针，将立法会议员总数从七十席扩充至九十席。具体而言，地区直选席位缩减为二十个，功能组别维持三十个不变，同时增设了四十个由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议席。这一制度性调整不仅拓宽了政治协商的覆盖面，促进了社会各界更均衡的参与，也显著提升了国家安全层面的保障系数。从根本上说，它重塑了从政议政的游戏规则，理顺了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使议会运作重回正轨。
在改制背景下诞生的第七届立法会，确实摒弃了过去那种消耗公共资源的政治恶斗，大幅提升了法案审议的效率与质量，使得多项长期搁置的重大政策得以顺利落地。然而，外界对议员群体的履职能力仍存有疑虑。纵观四年的任期表现，市民普遍观察到的是部分议员习惯于在议事厅内复述领导层讲话、颂扬当权者的英明决策，并借机宣扬个人的所谓“政绩”，却鲜少能提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质询或直击社会痛点的建设性建议。在去年换届选举前夕，多位资深议员选择退出前线，社会舆论曾寄予厚望，期待通过人员的大规模更新带来全新的气象。
操守争议频发削弱公信力
然而，第八届立法会运行至今的局面显示，留任的部分旧面孔依然固守传统的从政思维模式；而新晋补位的成员大多也未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议政水准。这种看似换血实则内核未变的状况，难免动摇市民对议会改革成效的信心。更为公众所诟病的是个别议员存在的道德瑕疵问题。在上届任期期间，便有传闻指出某位已婚议员私生活混乱；任期结束后，又有媒体报道称某些卸任议员向助理滥发巨额奖金。进入新一届任期仅半年时间，竟接连发生两起因驾驶违规引发的轩然大波事件。其中，涉嫌酒后驾车并在事故后逃逸的黄锦辉，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去议员职务。若身为公职人员的议员自身都缺乏对职责的基本敬畏之心，又怎能指望他们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应有的权威？
与二零一九年之前的情形相比，大众对议会相关新闻的关注热度已出现明显下滑。有人或许将此解读为社会重归平静、议会不再哗众取宠以及市民对政府的高度信任。这些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全面客观。事实表明，每当涉及重大民生议题时——例如物流署采购假冒伪劣饮用水事件、巴士乘客强制佩戴安全带规定、宏福苑火灾责任追究等——相关报道的点击量依然居高不下。评论区中随处可见民众渴望议员为民请命的呼声，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可以说，香港市民并非不再关心本地事务，而是陷入了一种“关切无果”的消极心态，他们难以相信那些唯唯诺诺的议员能够推动实质性的积极变革。
高薪低能与纳税人的反思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绪背景下，范徐丽泰转述友人提出的“议员人数过剩论”才会迅速激起广泛的共鸣。目前，每位议员年薪接近一百三十万港元，另享有超过三百八十万港元的办事处运营津贴，任期届满后还可领取约八十万港元的离职酬金。折算下来，人均每月获得的个人薪酬及各类补贴总额高达四十四万港元。若按九十名议员计算，一个四年任期至少耗费近二十亿港元的公共财政资源。理性的纳税人不禁要问：立法会议员的实际表现是否配得上如此高昂的成本？事实上，社会上早有强烈声音指出，许多议员职能重叠、定位模糊，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坊间甚至开始探讨一种极端方案：鉴于议员表现参差不齐，不妨考虑实行“义务制”。即取消高额月薪，参照新加坡国会模式，每月仅提供一点八五万新元（约合十一万三千四百港元）的津贴，以防议会沦为谋取高薪厚禄和政治头衔的投机场所。
在新加坡，大多数国会议员本身已有稳定的专业职业背景，因此担任议员被视为一种“兼职服务”，其津贴主要用于弥补服务选民产生的开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务报酬。反观香港，尽管沿袭英国议会制度框架，发放等同于全职工作水平的薪资与补贴，却并未效仿英国那样强制要求议员将履职视为唯一的全职投入。查阅历史档案可知，自一九九八年立法会成立以来，议员月薪已从最初的六万三千八百七十港元逐步攀升至十万零八千七百九十港元。近年来，由于议会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议员们似乎也识趣地减少了调薪诉求，但民间对于部分人尸位素餐、徒耗俸禄的质疑声从未停歇。
无论是主张削减议席，还是提议改为义务制，这些意见是否完全契合香港的实际国情，仍需各方进行审慎的研究与评估。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些批评声音之所以能够持续发酵并形成广泛影响，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普罗大众最朴素的观感与不满。逆耳忠言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警醒所有从政者：议员之位来之不易，切勿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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