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银观察/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通缩吗？\李越秋

　　图：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虽然最初可能带来供给面的价格下行，但最终通过收入效应与需求扩张推动整体物价回升。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与提升生产率的根本动力。但加拿大企业家杰夫．布斯（Jeff Booth）提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技术进步不是通胀的动力，而是通缩的根源。

　　布斯在《明日的价格》（《The Price of Tomorrow》）一书中指出，当技术迭代速度呈指数级上升，其宏观经济后果可能与传统假设相反：不会带来持续的增长与温和通胀，而是通过效率与成本的持续压降，形成结构性、系统性的通缩压力。

　　布斯提出，技术是通缩的最大推手，而不是通胀的驱动力。在其看来，现代经济之所以陷入增长与通胀逻辑的结构性错位，源于技术进步与货币制度之间的深层矛盾：前者以指数级速度提升效率、压低成本，后者却以债务扩张维系名义繁荣。当这两种力量同时运转时，经济表面维持增长，实则在不断积累失衡。布斯将这一机制概括为三个层面。

　　效率提升压低物价

　　首先，技术进步天然具有通缩效应。一方面，生产效率提升会带来单位成本下降，竞争性市场会迅速将这种成本优势转化为价格下行；另一方面，数字化与平台化的扩散使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人工智能（AI）、云计算和软件服务在大规模应用后，几乎不再消耗额外成本，从而使价格的决定因素从“生产约束”转向“制度约束”。此外，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的历史经验亦表明，技术革命往往伴随价格下降，只是这一真实通缩常被债务扩张所掩盖。

　　其次，债务扩张制造“通胀幻觉”。现代货币体系以债务为基础，当技术压低价格与投资回报率时，若不扩张信贷，经济将陷入通缩与失业。于是，政府与央行通过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维持需求，制造出“人造通胀”。这种通胀并非真实增长，而是以透支未来购买力维系的暂时繁荣，其代价是信用风险与资产泡沫的累积。换言之，债务扩张并非政策选择，而是制度必然。

　　再次，技术与债务构成双螺旋，形成增长的错配机制。技术螺旋不断压低成本、提升效率；债务螺旋通过流动性注入支撑名义价格。短期内，两者相互抵销，维持表面平衡；长期则出现“剪刀差”：技术进步是指数级的，而债务扩张的边际效应递减。当债务再也无法对冲技术带来的下行压力，体系便会从“债务掩盖通缩”滑向“债务引爆通缩”，传统的通胀逻辑也将随之失效。

　　此外，多项实证与历史证据也表明，技术进步确实构成当代经济的主要通缩力量。早在2005年，美国联储局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指出，美国及其他国家能够实现低通胀与稳健增长，源于信息、通信与网络技术显著提升生产率并抑制单位劳动成本；这一趋势在“摩尔定律”所揭示的“性能倍增、成本递减”中得到体现。

　　研究显示，自19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直接贡献为负，而免费数字产品的普及进一步造成“隐性通缩”。与此同时，数字化与电子商务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提高价格透明度，全球竞争与在线零售扩散压低了终端价格。更重要的是，自动化与AI提升生产率却抑制工资增长，削弱了总需求；“超级企业效应”使劳动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失衡，强化了长期低通胀格局。

　　综合来看，技术通过降低产品成本、强化竞争与抑制工资三重路径，对物价形成持续下行压力，成为解释发达经济体长期低通胀的关键变量。

　　尽管布斯这种论证具有较强的逻辑自洽性，但他的假设前提也颇为理想化：其将技术视为独立变量，而现实中的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制度、市场结构与分配格局都会显著改变技术的宏观效应。换言之，“技术必然导致通缩”并非经济规律，而是一种在特定制度条件下的结果。

　　技术进步创造需求

　　布斯的洞见富于启发，但并非无懈可击。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技术进步虽能压低部分成本，却不必然导致整体通缩。BIS的研究显示，技术对通胀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与结构性特征：它既可能带来价格下降，也可能重塑需求结构、激发新一轮通胀。

　　Aldasoro et al.（2024）研究基于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发现，AI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取决于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总需求的反馈机制。当家庭与企业未预期未来生产率将提高时，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在短期内扩张供给、压低价格水平，表现为暂时性的去通胀效应。但随着消费与投资需求上升，一般均衡效应使得工资与需求同步增长，最终推动价格重新上升，形成需求驱动型再通胀。在另一情境下，当家庭和企业提前预期AI将提升未来生产率时，他们会提前增加消费，从而立即推动需求扩张，AI的采用反而在短期内直接引发通胀。

　　更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显示，无论AI主要提升消费品部门还是投资品部门生产率，长期通胀均呈上升趋势，只是在不同产业结构下程度有所差异。尤其当AI主要作用于消费品部门时，由于部门间联动效应与资本扩张的二轮影响，价格上升更为明显。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AI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虽然最初可能带来供给面的价格下行，但最终通过收入效应与需求扩张推动整体物价回升。换言之，技术进步并非天然具有通缩效应，其宏观价格结果取决于预期管理、需求反馈及政策响应。因此，从“科技通缩”视角出发，Aldasoro等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反证据──在一般均衡框架下，AI的长期影响更可能是温和的通胀型增长，而非持续的通缩。

　　笔者认为，技术通缩的本质并非“技术压倒经济”的宿命逻辑，而是制度结构与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确实带来成本下降与生产率提升，但能否转化为整体通缩，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需求结构、收入分配与政策反应。

　　新产业吸引新投资

　　首先，从需求视角看，技术并不只是降低旧产品价格，更在持续创造新需求与新产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AI、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崛起，都在以指数速度扩大潜在消费空间。技术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抑制物价，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扩展人类欲望边界，带动新的投资与支出。换言之，技术的通缩效应在宏观层面往往被其自身的创新溢出所抵销。

　　其次，从分配结构看，通缩是否发生取决于技术红利的流向。当红利主要集中于资本而非劳动时，消费倾向下降、需求不足，通缩压力会被放大；反之，若制度设计能够实现红利的再分配，让技术收益更多回流至居民部门，则技术将转化为“普惠增长”的动力，而非通缩陷阱。

　　最后，从政策维度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反应方式决定了技术进步的价格表现。若央行与政府将低通胀视为风险，通过宽松信贷与财政刺激对冲，结果往往是债务扩张与资产价格通胀；若政策能容忍低通胀、引导资源流向创新与消费升级，技术的效率红利则会以更健康的方式体现在经济增长中。

　　综合来看，技术进步与通缩之间是一种长期的张力与动态均衡。它既非线性下行，也非永续繁荣，而是在效率提升与需求扩张、价格下降与财富再分配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布斯的“技术通缩论”揭示了真实的结构性趋势，但其隐含的“不可逆定律”忽略了制度与预期的调节作用。相反，Aldasoro et al.（2024）等研究显示，通缩更可能是一种过渡状态——技术带来的丰裕最终通过制度、分配与政策传导，重塑新的增长与价格秩序。

　　因此，在笔者看来，未来的经济格局并非“通缩或通胀”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新的“低通胀─高效率─再分配型增长”模式。技术将持续压低边际成本，却通过创新需求与价值创造支撑增长；价格不再是繁荣的唯一指标，丰裕与公平才是衡量新经济健康的真正标尺。

　　（作者为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