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社论陷逻辑困境:以国籍定罪黄仁勋遭质疑

李颖彰律师专栏

2026年11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发表题为《黄仁勋必须走》的社论,在中美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该文表面聚焦英伟达创始人兼前CEO黄仁勋的职业去留及企业合规风险,实则折射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认知偏差:在地缘竞争主导公共话语的背景下,部分美国媒体倾向于先定结论后找论据,而非依据事实形成判断。当国籍背景、身份标签与战略想象凌驾于客观证据之上,这不仅扭曲了对中国的认知,更对新闻专业主义、法治精神及理性公共讨论构成严峻挑战。

“有罪推定”逻辑动摇法治基石

严肃的公共议题讨论必须以事实为根基,尤其在涉及间谍行为或国家安全威胁等严重指控时,充分确凿的证据是做出判断的前提。该篇社论的逻辑漏洞在于,它一方面承认并无公开证据显示黄乐(Alice Huang)为中国情报人员,另一方面却认为这种“无证据”状态本身不足以消除疑虑。换言之,文章在承认关键指控缺乏实证支撑的同时,仍坚持既定立场。这种论证方式陷入无法回避的逻辑困境:若无证据,指控依据何在?若无需证据指控即可成立,那么证据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此问题看似局限于个案,实则触及现代法治文明的核心原则。无罪推定之所以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支柱,是因为历史反复警示,人类社会极易受恐惧、偏见及情绪化思维裹挟。法律强调证据优先,旨在防止以猜测替代事实、以情绪取代理智、以主观需求捏造真相。一旦证据不再是指控的必要条件,而沦为可有可无的辅助品,法治赖以维系的底层逻辑便会被逐步瓦解。

由此衍生出的另一核心议题是:评判一个人是否可信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从社论的叙述脉络来看,一名中国公民即便未被证实从事任何违法行径,其国籍身份似乎已足以构成持续怀疑的理由。在这种逻辑下,决定信任度的不再是具体行为,而是出身背景;判断依据不再是个人责任,而是集体归属。这种思维模式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个人责任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因为法治追究的始终是行为本身,而非血统、族群或国籍。

文化刻板印象暴露深层偏见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社论中诸如“非常中国式”(the very Chinese sort)等表述所折射出的文化偏见。严谨的分析应基于具体事实与客观行为,而非模糊的文化刻板印象。西方社会长期推崇反歧视、反偏见及多元包容价值观,因此在涉及种族、宗教和民族描述时向来谨慎。然而,当讨论对象指向中国时,一些带有概括性的文化标签却能轻易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这一现象表明,在部分舆论眼中,中国仍被视为可被特殊对待的例外。当同一套价值标准无法平等适用于所有群体时,其普遍性与道德说服力自然难逃质疑。

事实上,此类现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美国涉华舆论生态演变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许多原本属于商业、科技或学术范畴的议题,正日益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内进行解读。企业合作被视为战略渗透,技术交流被视作安全风险,学术往来被定性为情报活动,而华裔科研及专业人士则往往承受比其他群体更为严苛的审视。在此氛围下,对华猜疑逐渐由具体判断演变为先验预设,“国家安全”概念也被赋予近乎无限延伸的解释空间。

这种转变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美国精英阶层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焦虑。过去四十多年间,中国完成了人类现代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进程之一。从世界工厂转型为科技创新大国,从高速铁路普及到人工智能突破,从新能源产业崛起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在诸多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这些成果主要源于长期投资、教育普及、产业升级及科研积累。然而,在部分西方叙事框架中,中国的成功常被重新包装为安全威胁,中国企业的发展被重新定义为地缘挑战,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则常被赋予超越经济范畴的战略含义。

警惕麦卡锡主义思潮回潮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华尔街日报》相关社论进一步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间谍国家’,而不止是一个拥有情报机构的国家”。这种表述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暴露出值得商榷的双重标准。情报活动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客观组成部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均设有情报机构并从事不同程度的信息搜集工作。美国作为全球情报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其情报系统的规模、复盖范围及技术实力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从冷战时期至今,从监听盟友到全球网络监控,大量相关事实已通过官方文件、媒体调查及历史研究得到证实。

然而,在美国部分媒体的叙事逻辑中,当中国从事情报收集活动时,这被描绘成制度性威胁;当美国从事类似活动时,则被视为国家安全所需。当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时,被描述为战略扩张;当美国企业主导国际市场时,则被包装为自由竞争。当中国科技企业取得技术突破时,首要受到质疑的是其背景;而当硅谷企业取得成功时,首要受到的肯定则是其创新能力。这种评价尺度的显著差异,恰恰削弱了相关论述本身的客观性与公信力。

因此,不少评论者将此类现象与麦卡锡主义相提并论,并非单纯出于情绪反应,而是出于对某种思维模式的警惕。麦卡锡主义源于美国冷战初期的反共运动,其特征是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以政治立场、个人背景或社会关系作为怀疑和指控的依据。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最深刻的教训,不在于其特定的政治立场,而在于其倾向将怀疑置于证据之上、将身份置于事实之前。当一个人的国籍、背景和社交关系比实际行为更重要时,公共讨论便容易丧失理性基础。历史多次证明,这类思维不仅损害被指控者的权益,更会削弱整个社会对法治、公平与客观判断的信任。

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既存在竞争,也拥有广泛而现实共同利益。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全球供应链及科技创新等领域,世界需要的是建立在规则与事实基础上的良性竞争,而非建立在偏见与猜疑基础上的零和思维。国际竞争的格局或许难以避免,但竞争不应成为放弃理性与证据标准的理由。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任何成熟社会都应坚守最基本的原则:以证据支持结论,以事实支撑指控,以理性代替情绪。

当媒体开始以推测填补证据空白,以身份填补事实缺口,以地缘想象取代客观分析时,受到侵蚀的便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声誉,也不只是某一家企业的形象,而是新闻专业赖以存在的公信力,以及法治社会长期珍视的价值基础。对任何社会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不同观点的存在,而是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预设立场逐渐取代求证精神,最终让偏见凌驾于事实之上。

作者李颖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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