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备受关注的以色列大选正式拉开帷幕。尽管投票率高达77.7%，使得完整的初步计票结果预计需推迟至10月30日至31日才能揭晓，但根据目前的各家出口民调数据显示，这场选举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赢家。
具体来看，第12频道（Channel 12）的出口民调显示，由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执政联盟领先于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领导的反对派阵营，前者预计获得52个席位，后者预计获得49席；而公共广播公司Kan 11和第13频道（Channel 13）的民调则均显示，两大阵营预计各获51席。
可以说，从当前的出口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阵营的表现优于选前预测，这也同步影响了预测市场：目前Polymarket平台显示，内塔尼亚胡成为下一任总理的概率高于艾森科特。然而，即便如此，对决双方仍未跨过61席的执政门槛，这使得阿拉伯小党可能成为左右组阁局势的关键“造王者”。
显然，如果后续计票结果与出口民调偏差过大，真正的政治合纵连横将在选后展开：待11月4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将与各政党领袖进行正式的政治磋商，并将组阁任务授予“最有望成功组建政府”的一方，若失败则由另一方尝试。鉴于以色列近年来政党极化、派系林立的现状，以及曾经“三年五大选”的动荡记录，组阁过程往往并非混乱的终点，而是新一轮博弈的起点。
总体而言，这次大选实质上是对内塔尼亚胡第三次执政及其战争表现的一次全面公投，当前结果也反映了以色列复杂的民意：厌恶内塔尼亚胡的力量确实强劲，但本就拥有基础且受战争激发的右翼情绪，仍确保了内塔尼亚胡阵营虽受挫但未崩溃，导致政坛整体走向悬而未决。
半个世纪前的大选困局
类似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起1973年的以色列大选。
当时在10月爆发赎罪日战争的背景下，12月的大选创下了78.6%的高投票率，战争话题贯穿整个选战，包括检讨以色列为何备战不足、又在开战之初遭遇挫折。最终，时任总理梅厄（Golda Meir）虽暂时保住了政权，却还是在1974年因问责声浪下台。随后，右翼利库德集团（Likud，又称以色列联合党）在1977年上台执政，埃及则在1979年与以色列建交，标志着以色列政坛进一步右转，以及阿拉伯国家从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抽身。
如今，类似元素仿佛正以扭曲的形式重新组合。
首先是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该事件虽源自哈马斯的武装议程，但也明显受到伊朗的暗中策动，德黑兰的一大考量便是阻止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以免在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已吸纳巴林、阿联酋的背景下，让以色列进一步渗透海湾地区。
换言之，即便阿拉伯国家持续远离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以色列与伊朗的代理冲突白热化、哈马斯成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一环的背景下，德黑兰明显调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以牵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布局。
其次，这次大选同样涉及战争责任的攻防。早在2026年2月6日，内塔尼亚胡就将未能阻止“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责任归咎于“破坏团结的政治对手”，引发反对派领袖批评，后者也在竞选纲领中承诺，将针对“导致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真相”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
进入9月，事态发酵更加激烈。因为以色列媒体《国土报》（Haaretz）独家披露，内塔尼亚胡早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生前几天，就已收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预警，却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发出警告。当然，内塔尼亚胡对此严词否认，称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这无法阻止反对派与舆论的群起攻之。
接着是与美国在战争立场上的分歧。回顾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梅厄之所以在冲突初期拒绝先发制人，导致以军错失先机，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以色列可能被视作开战方，进而影响后续的美国援助与军事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日后也证实了梅厄的评估，表示若当时以色列先发制人，美国恐怕就无法给予直接支持。
类似的拉扯也出现在加沙战争开始的一系列冲突中。当然，在以色列面向“抵抗轴心”的多线作战里，美国并未完全阻止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的反复打击，可一旦场景切换到关乎海峡危机、核问题的伊朗战争，以色列就明显受制于美伊谈判的“大局为重”，迟迟无法重启对伊朗的直接攻击。包括这次大选前夕，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也曾强烈游说特朗普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但后者始终未松口，显然也是出于自身中期选举的考量。
可以发现，从1973年到2026年，两场战后大选虽间隔半世纪，却凸显了以色列面对类似议题时的反复纠结：与巴勒斯坦的无尽撕扯、围绕战争责任的来回推拉、以及联动美国利益的战略分歧。
政治僵局再现？
而当前“缺乏明确领先”的选举结果，无疑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原本，只要内塔尼亚胡阵营或反对派其中一方突破61席门槛，以色列就可能进入以下两种政治情境。
第一，内塔尼亚胡在整合当前势力的背景下，成功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继续书写自己的“执政最久”纪录。当然，新政府也将维持“史上最右”的光谱色彩，毕竟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所属的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财长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预计都将继续参与执政。
第二，反对派联盟成功组阁。早在9月下旬，以色列四大反对派——亚沙尔党（Yashar）、民主党（The Democrats）、以色列贝特努党（Yisrael Beiteinu，又译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团结党（Together）就签署了合作协议，宣示将共同努力推翻内塔尼亚胡政权，并维护和加强以色列的“犹太民主国家地位”。
其中，亚沙尔党的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被视为最有可能的总理候选人，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团结党的两位领导人之一，则是另一位潜在人选。但无论由谁领导，鉴于两人选前的种种承诺，以色列都将在安全领域保持强硬立场。
不过如今的出口民调显示，两大阵营似乎都未能突破61席门槛，这导致以色列大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政治支线。
首先是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如前所述，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约占人口组成20%的联合名单（Joint List）和拉姆党（Ra’am），因为掌握关键少数席位，可能成为这次大选的“造王者”。其中，拉姆党早在2021年就曾加入贝内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是以色列首次有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这次选前当然也表示了合作意愿，甚至还因应战争情境进行“自我审查”，只聚焦打击席卷巴勒斯坦社区的暴力犯罪潮，以及解决歧视性的政府政策，而不大力主张“两国方案”。
不过，由于选前包括内塔尼亚胡、艾森科特等有力人选都曾表态不会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这导致情况可能走向另一种支线：少数政府，即即便政党联盟未能突破61席门槛，仍可在议会投票上寻求政府以外政党的支持，由此维持执政。而在选前，由哈达什党（Hadash）、塔阿勒党（Ta’al）、巴拉德党（Balad）三个阿拉伯小党组成的联合名单就已表示，如果反内塔尼亚胡联盟最终未能获得61席多数，自己也愿意以不加入政府、但在投票上支持的形式，促成少数政府执政，换取自身政策得到推行。
只不过，在战争情境涌动、反对派阵营立场不一的背景下，无论是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还是进行投票合作，其实都有导致联盟破裂、出现政策争议的重大风险，这也是为何艾森科特等人会在选前与阿拉伯小党拉开距离的原因。
因此，情况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支线：民族团结政府，即基于国家当前的“紧急情况”，僵持的两大阵营选择放下分歧共同组阁。例如2020年5月，在三次大选都导致僵持后，内塔尼亚胡便和领导蓝白党的甘茨（Benny Gantz）共组联合政府；以及在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甘茨等反对派要角选择“大局为重”，同意加入内塔尼亚胡政权共组“紧急联合政府”与核心“战时内阁”。
当然，目前反对联盟似乎无意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且即便各方真能放下分歧，日后基于光谱差异、权斗需求，团结政府的分裂其实也只是时间问题，例如加沙战争下的“战时内阁”，其实只从2023年10月撑到了2024年6月；无独有偶，2020年内塔尼亚胡和甘茨的合作，同样是苦撑一年便告瓦解。
倘若局势确实朝着组建联合政府的方向演变，可能会衍生出两条路径。第一条是轮值总理制，即两大主要政治派系领袖依据事先达成的默契，轮流执掌总理职位。例如2020年内塔尼亚胡与甘茨的合作方案，原定由前者先任职一年，随后移交后者，但内塔尼亚胡在任期未满时便单方面终止了协议。类似安排也见于2021年贝内特与拉皮德（Yair Lapid）的搭档中，因此当贝内特于2022年6月因失去议会多数支持而辞职后，拉皮德随即接任看守总理，直至内塔尼亚胡再次赢得选举并组建新内阁。
第二条路径则是阵营合作框架不变，但更换总理人选。出于促成合作的现实考量，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一方或双方可能选择推举其他人物出任未来总理，以换取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就当前形势而言，这意味着利库德集团为维持执政地位，可能提名非内塔尼亚胡的人选担任党魁，并积极与其他政党纵横捭阖，试图突破61席门槛；同理，反对派阵营也可能基于合作需求，不再推举艾森科特或贝内特作为候选人。
当然，若上述种种手段均无法促成联合政府的诞生，包括两大阵营互相策反、或与阿拉伯小党进行组阁及投票层面的合作、又或是内塔尼亚胡与反对派共组团结政府、乃至各方同意实施轮值主席制或更换总理人选，那么局面将陷入新一轮动荡。具体流程包括：最长42天的首轮组阁期、28天的第二轮组阁期、为期21天的议会最后集体推荐期，以及后续可能的14天尝试组阁期。若所有努力皆告失败，则必须在90天内重新举行大选。
这实质上重演了2019年至2022年间五次大选带来的政治震荡。在此情形下，内塔尼亚胡将继续担任看守总理，直到新政府正式就职。
以色列“变天”究竟能改变什么？
换言之，局势可能经历一番喧嚣混乱，最终又回到原点。这正是内塔尼亚胡二次执政后期呈现的政治循环特征：反对势力声势浩大，却难以给予致命一击；而内塔尼亚胡即便无法第一时间获胜，往往也会退而求其次，确保所有对手都无法笑到最后。
因此，尽管执政联盟目前未能过半，利库德集团气势不如往昔，甚至内塔尼亚胡本人背负极高民怨，也不能据此断言以色列即将“变天”。况且，即便政权更迭，后续发展恐怕也不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特别是在面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以及对伊朗的战略对峙方面。
回顾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的以色列议会动态，无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还是处于对立面的反对派阵营，双方在涉及巴勒斯坦议题的投票取向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首先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2024年2月，以色列议会以99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内阁声明。其中，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拥有未来党（Yesh Atid）、国家团结党（National Unity）等多数反对派议员投下赞成票，工党勉强抵制了投票，仅有阿拉伯小党投出反对票。
五个月后，类似模式再度重现。2024年7月，一项将巴勒斯坦建国定义为“生存威胁”的决议以68票赞成、9票反对获得通过。其中，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投下赞成票，拥有未来党和工党选择弃权，最终仍只有阿拉伯小党投出反对票。
在西岸问题上情况亦然。2025年7月，以色列议会以71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呼吁吞并西岸的不具约束力宣言。尽管此次拥有未来党和国家团结党都抵制了投票，工党则与阿拉伯小党一同投下反对票。2025年10月22日，在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访问期间，以色列议会再次以25票赞成、24票反对，在初步审议阶段通过了将以色列法律适用于西岸的提案。
同样受到波及的还有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各项限制措施。2024年10月，以色列议会先是以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主权领土（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开展工作的法案，又以8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了切断以色列与该机构一切国家联系的法案。尽管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对此公开表示反对，该法案仍在2025年1月正式生效。
这一切动向也影响了本次选前各方的表态：当《耶路撒冷新闻社》（Jerusalem News Syndicate）询问所有以色列主要政党核心人物，“你们是否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时，所有受访者均给出了否定回答。
显然，若回归以色列自身的左右翼光谱传统，左翼通常倾向于谈判与领土妥协，右翼则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并支持非法定居点扩张。聚焦当前以色列政坛，可发现政治风向已明显右倾，许多过去边缘化的立场，如今已成为主流观点并进行表决。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政坛，可以说正是长期民意的驱动，才导致了当前政界的集体右转。回顾2023年春季、阿克萨洪水行动尚未爆发的时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已显示，仅35%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可以和平共处，低于2013年的50%。到了2024年，即事件发生数月后，这一比例降至26%，进入2025年进一步跌至21%，而在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后，更是下滑至17%。从当前民意来看，以色列民众几乎明确表达了和平共处可能性极低的看法。
正是这种民意分布，让内塔尼亚胡能够持续通过对外作战刺激支持度，同时维持一定的民意基础。无论是先后入侵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并拒绝撤军，还是在2026年成功说服美国直接打击伊朗，实施大规模斩首行动与空袭。
当然，未来以色列能否再次对伊朗动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选举考量与谈判需求。也就是说，只要特朗普判断重启军事行动的成本相对可控，以色列就可能等到美国“再开绿灯”。反之，如果美国坚决不同意，以色列恐怕就无法继续实现推翻伊朗政权的军事野心。
不过如前所述，既然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已成为伊朗“抵抗轴心”的一环，并与以伊之间的代理冲突相互纠缠，那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必然连带影响其与伊朗的战略对峙。在这两条脉络反复叠加之下，即便美国未来没有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抵抗轴心”以及伊朗本身的敌意泥潭，短期内也难以找到解脱之道。
回顾2005年，美国人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和以色列前军官阿西·布拉克（Asi Burak），因卡内基梅隆大学课程需要，共同设计了名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的以巴冲突回合制游戏。该游戏模拟冲突中的利益相关方，展示以巴和平与谈判的艰难。随着游戏获得赞誉，两人成立工作室并招募巴勒斯坦人参与开发，最终确立了玩家可选择扮演以巴双方领导人，设法争取国际支持、平衡内部不满，并以达成“两国方案”为胜利结局的游戏模式。
可贵的是，这款游戏不仅源于现实冲突，更富含教育意义，因此在2007年荣获“游戏变革奖”（Games for Change）肯定。以色列佩雷斯和平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主动出资，向以巴双方民众分发了10万份《和平缔造者》，其中7.5万份寄送给以色列《国土报》订户，1万份寄给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报》（Al-Quds）订户，剩余1.5万份分发给双方高中生。后续更有不少计划围绕这款游戏展开，成功推动以巴学生进行交流。
显然，《和平缔造者》正如其名，曾在某个时空促成族群和解与对话。笔者初涉中东议题时，也曾多次体验这款游戏，感受以巴冲突的复杂难解，以及各自促谈势力的立场艰难。然而时移世易，在西岸遭受蚕食鲸吞、阿克萨洪水行动惊天炸裂、加沙种族灭绝持续、以色列政坛集体右转的重重打击下，不仅“两国方案”希望渺茫，就连以巴双方的族群交流与对话，如今看来也是无比困难。
归根结底，这次选战或许会改变以色列的执政者，也可能终结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但在民意与政局受到战争与地缘对峙反复激化的背景下，以色列无论经历几次大选，恐怕都要继续面对建国以来的漫长纠结：与巴勒斯坦的无尽撕扯、围绕战争责任的来回推拉、以及连动美国利益的战略分歧。
广告声明：文内含有的对外跳转链接（包括不限于超链接、二维码、口令等形式），用于传递更多信息，节省甄选时间，结果仅供参考，硕谷新闻聚合所有文章均包含本声明。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