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白色粉末的威慑力源于真假难辨
其恐怖在于疑假疑真
回溯至2001年，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国会成员、政府机构以及多家媒体收到了含有炭疽杆菌的白色粉末信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五人丧生，十七人感染疾病。在那次事件中，粉末确为致命毒物。自此以后，“白色粉末”这四个字在全球范围内被永久性地与“炭疽”及“生化恐怖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粉末信件的破坏力，从来不仅仅取决于粉末本身是否含有毒素，更在于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任何一封装有不明粉末的信件，在实验室检测结果出炉之前，必然会触发最高级别的应急响应程序：现场封锁、人员疏散、爆炸品处理队介入、防毒面具佩戴以及化学防护装备启用。即便最终证实那只是面粉，恐惧感已经被制造出来，恐慌情绪已经扩散，公共应急资源也已被大量消耗。
这是一种典型的“低技术恐怖主义”。它不需要炸药，不需要枪械，也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需要一个信封、一勺面粉、一张写着“有毒”的纸条，以及一个愿意将恐惧作为武器的人。这种行为的直接成本几乎为零，但其引发的社会成本——包括警力调动、消防响应、化验分析、人员疏散以及心理创伤——却呈几何级数放大。粉末信之所以危险，并非因为它能直接杀人，而是因为它利用了一个社会对“可能受害”的集体幻觉。
更令人警惕的是其潜在的扩散逻辑。当一封粉末信成功迫使一家机构进行疏散、一队警员出动、一家媒体发表声明时，它就完成了一次“示范效应”。心怀恶意者试图引发模仿浪潮，让边缘人群认为：只需少量面粉，就能让整个城市的神经紧绷起来。
寄送粉末动机各异
无一具备正当性
粉末信的寄件者动机多种多样。有人是为了追讨债务，有人是为了报复媒体未刊登其投诉，还有人至今动机成谜。但无论动机为何，选择使用粉末信作为手段，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彻底破产。这不仅是犯罪行为，更是一场全方位的“无能展示”。以某装修公司为例，此分析框架亦可套用于其他类似案例。
第一，商事能力的缺失。合同纠纷本有调解机制和债务追讨渠道。这些途径或许效率不高，但它们是文明社会解决商业争议的标准方式。跳过这些正规渠道，转而寄送粉末信，既无助于成功收回欠款，反而公开宣告自身连最基本的商业纠纷处理能力都不具备。
第二，策略层面的愚蠢。该公司采取“大包围”战术寄出三十封信，波及集团分店、员工，甚至附近的居民区和商户。这种策略暴露了寄件者对“目标”与“手段”关系的彻底无知。将无关的居民和商户拖入泥潭，胡乱扫射作势“滥杀无辜”，在策略上无异于自毁。这种高调的愚蠢行为，必然招致全民谴责以及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
第三，法律认知的盲区。他们寄出的虽然是面粉而非毒药，但法律关注的从来不是粉末的化学成分，而是行为的恐吓意图及其造成的社会恐慌后果。当一封标有“POISON”字样和骷髅头图案的信件被打开时，收件人的恐惧、警方的动员、媒体的报道以及公众的焦虑——这些后果不会因为“只是面粉”而消失。以为“非毒药即无罪”，是对法律最危险的误读。
第四，沟通方式的失效。粉末信是“拒绝沟通”的终极表现：用恐惧代替对话，用威胁代替协商。即使在文明社会中追讨债务，本质上仍是一个与客户持续沟通、协商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宁愿发送恐吓信也不愿继续谈判，足见其沟通能力的低下，令人匪夷所思。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自以为在进行“谈判”，自以为在施加压力、创造筹码、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文明社会自有解决争议的既定方式。债务问题可通过民事途径处理，表达不满与诉求也可通过持续跟进讨论来解决。跳过这些渠道，直接以制造公众恐慌为手段，等同于宣告：我的诉求比整座城市的安全更重要。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反社会”性质，有理也会瞬间变成无理。
此外，向新闻机构寄送粉末信，本质上是对“新闻自由”的直接攻击。新闻机构的职责在于报道真相、监督权力和服务公众知情权。当有人试图通过恐惧迫使新闻机构改变报道方针、保持沉默或进行自我审查时，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自由环境。如果发信者原本是为了借助传媒力量跟进事项，如今又意图伤害自己选择的传媒机构，这在逻辑上难道不是荒谬的吗？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邮政系统须经得起检验
粉末信能够一再得逞，不仅暴露了寄件者的无能，也揭示了邮政系统在安全筛查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缺口。
目前的应对做法是，每当出现粉末信，便由收信人报警，政府出动一次爆炸品处理课，当场进行一次疏散，事后进行一次化验。香港邮政每年处理数以亿计的邮件，其机械化处理系统的设计目标是效率而非安全筛查，这在效率层面可以理解。然而，一封从英国航空邮寄往香港的信件，在抵达收件人手中之前，经过了多少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中，是否有机制可以检测到信封内藏有粉末？答案是没有。粉末信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寄件人技术高超，而是因为邮政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设计用来防范此类威胁。
查阅旧闻可知，2020年观塘东九龙邮政局曾发现两封漏出灰色粉末的信件，一度引发炭疽恐慌，最终证实是混凝土或水泥粉末。该事件之后，政府总部及特首办的邮件开始实施X光检查，但这仅限于特定政府部门，并未扩展至私人机构、媒体或一般商户。换句话说，香港的邮件安全体系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
要求香港邮政对每一封邮件进行X光筛查，在成本和效率上都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至少，邮政系统应该建立更清晰的可疑邮件举报与处理指引，或者实行加密抽查。特别是在粉末信案件频发期间，能够及时调整筛查措施，并与警方加强沟通协调。
别让恐惧成为香港日常
粉末信并非孤立的治安事件，而是一种对社会底线的试探。当市民因为恐惧而对身边的邮件心生疑虑时，恐惧本身就完成了它最核心的任务：让一座城市失去从容。又或者，当市民对收到粉末信件的事件习以为常时，藏在日常中的魔鬼就在不设防之处暴起伤人。
香港的稳定繁荣，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社会公众更应该共同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公共机构的专业性以及市民彼此之间的基本信任。粉末信通过恐慌消耗公共资源，通过匿名威胁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此类以制造恐慌为手段、以影响香港稳定繁荣为代价的行为，绝不能被接受。
执法机关需要以与案件严重性相称的力度，追查每一封粉末信的来源，尽早提起诉讼。法庭需要以具有威慑力的刑罚回应这种恐吓模式。而社会公众则需要以冷静和团结，拒绝让恐惧成为日常，因为我们都不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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