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程乱象根源：四方利益固化导致教训成空话-硕谷新闻聚合

胡恩威专栏｜被忽视的结构性真相

近年来，香港各类工程事故与争议接连爆发，从早期的短桩丑闻到宏福苑事件，再到玛丽医院升降机故障，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个别承包商疏忽或监管环节失职，但深层原因却是整个工程体系长期积累的顽疾，从未得到彻底根治。每次事故发生后，社会舆论哗然，检讨委员会成立，随后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调整，一切又恢复原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根钢筋的质量或某份报告的细节，而在于政府招标机制、专业自律机制失效，以及学术界、行业协会、业主方（包括政府和地产商）和承建商这四方利益格局长期僵化，无人愿意打破现状。每年超过千亿港元规模的政府工程和地产开发，使得这种“高成本、低创新、重程序”的结构具有极强的自我维持能力，最终将代价转嫁给全社会。

为何“吸取教训”反而让工程越来越贵？

香港建筑行业的困境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负责人才培养和科研的高校、维护职业操守的专业协会、作为最大业主的政府及地产商，加上承建商，这四者早已编织成一张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利益网。早年的短桩事件已经暴露出监管缺失和专业判断失灵的问题。此后每一次事故的处理模式几乎雷同：组建调查委员会、发布若干技术指南、追究少数基层人员责任，然后宣布“已吸取教训”。核心矛盾始终未被触及，因为一旦触动便会危及庞大的既得利益和现有分工体系。

学术界的生存依赖于政府对资源的分配。高校被鼓励扩大招生规模并追逐西方主导的国际排名，教职员工的考核高度依赖英文论文发表数量和指标表现。针对本地高密度城市的成本控制、工法创新以及复杂地权下的设计等实务研究，因难以转化为高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论文而长期被边缘化。学生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或大型顾问公司，许多人从事的是程序性监督而非创新性决策。尽管香港拥有全球国际城市中数量最多的工程师和建筑师编制，但这些资源主要耗费在审批和监管流程上。

全球最多工程师为何忙于审批而非创新？

专业协会理论上应维护行业道德和公共利益，但在实际运作中深受“商业逻辑”影响。专业服务逐渐异化为一种“生意”，人际关系网络、长期合作关系以及项目分配权，往往比严格的专业判断更能决定从业者的生存状况。虽然协会能在事后发声，却难以推动重新分配利益的改革，例如让更多中小型事务所参与竞争，或重新界定大型与小型机构的分工界限。在业主端，政府追求程序合规和“监管权力”的形式可交代性，导致层层审批、顾问费用增加、成本攀升；地产商则视时间为金钱，追求最快完工和投资回报。在高门槛的招标制度下，承建商能稳定获得大型合约并保持合理利润。四方形成闭环锁定：大学提供“合格”人才和技术背书但不深入挑战成本结构；协会维持资格框架同时保护会员网络；政府和地产商用程序和速度换取合规性与回报；承建商在有限竞争中获利。招标制度、专业注册体系、审批流程以及大学资源分配共同将这一循环制度化。

利益固化的根源在于大学体制。香港高校政策长期偏向西方排名和招生数量，对于贴近社会需求、培养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人才、研究香港特有议题等工作被视为次要任务。相比之下，内地高校在工程和建筑领域并非单纯的学术机构，而是深度嵌入国家和地方政府项目的知识与人才供给体系。许多大学设有设计研究院、规划院或工程研究中心，直接承接政府前期研究、可行性评估、技术标准制定，甚至参与具体项目设计和咨询。从规划、建筑、结构到施工管理，院校与设计院、施工单位之间有清晰的分工协作，学术成果更容易转化为实际应用，人才培养也更强调实践能力和项目经验。

新加坡的经验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高校在工程和建筑领域，与政府机构、法定部门及业界保持紧密合作，研究课题聚焦于本地高密度城市、土地稀缺和可持续发展等具体挑战。这些院校不仅培养毕业生，还通过联合研究中心、实践型课程和行业导师制度，让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公共工程和城市更新。政府主动将部分前期研究和技术评估交给大学或合作机构，形成“政策需求—学术研究—专业实践”的闭环。反观香港，官员虽常访问新加坡，却很少将其整合模式引入本地。香港的几所建筑工程学院偏向学术导向和提名制，学生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新加坡则更强调院校必须对公共建设的质量和成本承担知识责任。

不设标底、程序优先：香港招标制度卡在哪里？

香港政府工程招标以《政府采购规例》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WTO GPA）为基础，由发展局统筹。核心原则是“最佳经济效益”和“公开公平竞争”。工务工程通常仅向列入《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录》的公司开放（分为甲、乙、丙组，按合约规模划分），非名录公司可与名录公司联营投标。普遍采用“双信封、两阶段”评标方式：先评审技术能力和过往业绩（通常占总分40%至50%），再评审价格，综合得分决定中标者，并设有剔除不合理低价的机制。自2024年起全面应用电子投标系统，2026年4月起公开招标强制使用该制度。近年试点框架采购模式和承建商早期参与，并推动成本控制措施。

与内地相比，差异显著。内地同时适用《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门槛较低，以公开招标为主，强调企业资质和信用体系。评标方法主要有综合评估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常设公开的“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超限即废标），部分仍参考标底。计价长期基于定额，工程量清单虽已推行，但仍高度依赖统一消耗量指标。香港不设标底，价格由市场形成，工程量清单（BOQ）由承建商根据自身定额自主报价，合约多倾向总价包干。内地审批和施工节奏通常较快，设计院深度参与前期工作，标准和材料本地化程度高，整体工期和成本往往较低；香港程序严谨，驻工地监督和第三方检查要求高，标准长期参考英式或欧式规范，材料和审批成本较高。香港制度在透明度、国际合规性和过往业绩权重上较为完善，但程序成本和高门槛可能抑制竞争；内地在规模、速度、前期整合和成本控制方面具备优势。

宏福苑之后还要重蹈复辙多久？

这套利益结构将行业内部的稳定转化为社会代价。公共安全和居住质量首当其冲：事故反复发生，市民承受楼宇结构疑虑、设施故障和高昂维修费用。劏房问题长期未解，部分原因是政府在供应端缺乏主动整合闲置工厦和土地的能力，而将责任外包；高成本增加了优质供应的门槛。财政负担方面，简单的行人天桥或无障碍升降机动辄数千万港元，超支由纳税人承担，挤占其他公共服务空间；私人市场则将建造成本转嫁至楼价和租金。人才错配导致社会未能充分利用专业人才解决实际问题，年轻人面临“专业资格不等于实践能力”的困境。事故后“小修小补”的模式反复出现，使公众逐渐形成“体制保护既得利益而非市民”的认知，信任赤字不断累积。新界北区大量工程本可成为重新审视成本、引入创新、开放中小型企业参与的窗口，若沿用旧模式，香港将再次错过调整时机，在亚洲城市比较中进一步处于劣势。

要拨乱反正，必须同步调整多方激励机制。大学应放弃仅追求排名和扩招的产业逻辑，参考内地院校的项目嵌入模式和新加坡的产学研政协作机制，主动参与本地重大工程的前期研究、工法创新和人才培养。专业协会需重新定义职业道德和公共利益的优先级。政府作为最大业主，应强化成本监督、开放竞争、提升内部工程管理能力，并在北部都会区等项目中认真试行框架合约、早期参与和本地化标准借鉴。立法会可要求更透明的成本数据和系统性检讨。官员尤其是负责监督公共开支的人员，必须接受更深度的工程管理和公共行政培训。

宏福苑事件已是最大的警示信号。如果最终只是少数人被追责、委员会写完报告便草草了事，而没有在体制上进行跟进，类似事件只会不断重演，工程只会越来越昂贵，荒谬现象只会越来越多。香港工程界的弊病，既是利益固化的结果，也是长期缺乏本地视野和实质改革的后果。大学应率先推动变革，专业协会与政府招标及监督机制必须同步跟进。唯有如此，宏福苑才不会只是又一次“吸取教训”的起点，而能成为真正改革的转折点。否则，根治的机会将愈发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