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蕴藏无穷的电影题材宝藏”
来自东北的李亚威，早在二十一岁时便投身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此深耕十六载，先后担任编辑、编剧及导演等多元文艺职务。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经济体制经历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曾经辉煌的老工业基地东北逐渐失去光彩，众多国企陷入亏损泥潭，“下岗潮”汹涌而至，电影制片厂亦遭遇严峻生存危机。在李亚威的印象里，1994年的长春“死气沉沉、令人倦怠”，不甘平庸的她决意离开，向往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天地。最终，她选定深圳，并被安排进入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
在这座沐浴改革春风、生机勃勃的新兴都市中，李亚威发现，深圳电影产业的起步并不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整体实力“毫不逊色”。早在1985年，深圳便推出了具有“现象级”影响力的影片《少年犯》，通过真实少年犯的亲身演绎，开创了中国法制题材电影的先河。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与文化建设的飞速推进，李亚威也开启了个人创作之路。2000年前后，她身兼编剧、导演、制片及发行数职，制作了七部聚焦深圳普通人的低成本电影，如《眼睛》、《妈妈飘着长头发》等。2015年，依据深圳市委宣传部相关文件指示，她牵头成立“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旨在通过服务平台形式，打通从项目孵化到最终发行的全产业链条。
“正因为拥有不逊于其他地区的土壤与环境，我才意识到这里绝非文化荒漠。”针对外界给深圳贴上的“文化沙漠”标签，李亚威指出，人们往往习惯用高楼数量、科技水平及生活水准来衡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但深圳实际上蕴含客家、广府和潮汕三大文化体系，“绝不能简单视为一片荒地”。由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人士汇聚于此，形成了独特且复杂的移民文化——虽繁杂却丰富多彩。她坚定地表示：“深圳的电影故事是拍不完的。”
“一部大制作投入可支撑五六部小成本影片”
自2018年起，李亚威带领“联合会”走访了深圳百余家民营影视公司，发现普遍存在的困境：年轻导演为实现梦想不惜倾家荡产独立制作电影，但行业现状却是“激情投资、盲目跟风、不敢投入以及自我陶醉式投资”，导致许多项目惨败或陷入绝境；与此同时，民营影视机构性质各异、水平参差，缺乏专业指导与判断力，令众多电影人感到“十分迷茫”。
当时，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转型阵痛期，观影人次下降，票房整体下滑，多家上市公司预计亏损，影院纷纷倒闭。相较于过去依赖大流量明星和大制作的模式，观众更倾向于“内容为王”的“良心之作”，这种需求倒逼产业升级。以今年为例，票房破亿的新片数量同比显著减少，上半年票房超2亿元的影片仅13部，较去年几乎减半，其中不少仍为大制作。投资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失败便意味着血本无归。李亚威算过一笔账：若一部电影投资2000万元，失败则归零；同样资金拆分成五、六部小成本电影，总有一部能获得成功。这是她最务实的判断，也是“扶持计划”的核心逻辑——让年轻创作者先通过小成本项目存活下来，再谈更大梦想。
2019年，“扶持计划”应运而生。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负责内容把关与制作指导，深圳市影院联合会协调发行资源，一套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制作、后期送审的全流程孵化机制由此建立。在剧本诞生初期，“联合会”便会安排“路演”，邀请各路专家评审，“这些专家都是全国知名人士，包括一线制片人、一线编剧和一线导演”。如果专家当场否决某个项目，联合会也会直接要求团队停止拍摄，以避免民营公司遭受损失。
“扶持计划”实施至今，共完成制作了25部电影，其中18部获得了国内外奖项。李亚威强调，小成本电影遵循的是“自我造血，政府扶持”的原则——只有在拍摄完成后，才能凭借成果申请补贴。她透露，相关政策正在调整中，旧政策的最高补贴为100万元，新政策力度将更大，但核心原则不变：不让公共资源浪费。
“未来七成电影或将采用小成本制作模式”
如果说深圳孕育出《阿嬷》是一个惊喜，那么另一部上映仅20天票房即突破20亿元的热门电影《功夫女足》，则有力印证了深圳作为科技之城和创新之都的实力。这部由周星驰执导的大制作电影，总投资3.8亿元，其中一半用于视觉特效制作。全片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均由AI系统生成，标志着国产垂直影视AI系统首次在院线A级商业大片中实现规模化应用。电影的大量拍摄场景位于深圳坪山新区，该地不仅建有占地18万平方米的国际影视文化城，还在推进微短剧出海基地、AI+影视、大湾区数智影视创新高地等深度融合城市优势的产业新方向。
尽管影视市场目前面临短剧和AI技术的冲击，但李亚威认为，“真人表演的故事片，尤其是中等成本的情感类电影，仍将长期存在”，而小成本电影则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精神产品形态”。在李亚威看来，小成本与大制作的区别不在于谁更高级，而在于“看题材”。她说，如果拍摄战争片，“战场上一分钟，死伤无数人”，成本自然高昂；如果讲述一个人从头到尾在一条街上的故事，成本就会很低。小成本电影并非“穷人版的大制作”，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且精致的电影形态——人物少、情感集中、故事环环相扣。
李亚威预判，未来中国电影市场70%可能都将是小成本制作，“因为成本低，越来越多的电影就能脱颖而出，形成良性循环”。她强调，联合会对小成本电影的定义也在不断调整——最初规定制作成本在800万元以内，如今已上升至2000万元。但核心原则始终未变：故事的质量比资金的规模更重要。她说：“小成本电影必须比大成本电影技高一筹。大成本可以用钱砸出来，小成本没办法，只能依靠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故事的不断转折。”
“小成本不影响把一个好故事讲精彩”
“素人表演”是深圳小成本电影的另一个核心理念。李亚威表示，这是联合会“最早提出来的”，“大牌明星片酬过高，350万元请一个大卡司就没了”。省下来的资金，可以更多地投入到打磨故事和提升制作质量上。事实上，素人演员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成本——在一些特定的地域题材中，专业演员反而成为短板。她以联合会扶持的一部影片《孜木嘎拖》为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彝族山区孩子的故事，孩子们都说彝语，专业演员绝对演不出那种真实感。”
蓝鸿春导演的作品便采用了这种模式。在《阿嬷》中，除了“泰国影后”乌萨·萨梅坎姆（Usha Seamkhum）外，另一位主要演员是一位84岁的潮汕老人，因其孙子是拍摄潮汕家庭生活日常的博主而闻名；主演三人分别是普通大学生、主持专业毕业生和插画设计师。小成本电影因无力聘请大明星，无奈之下采用素人表演，最终竟成为市场中最受认可的选择——如今，大部分观众已不愿再为片酬动辄千万元却演技平平的流量明星买单。
李亚威提到，年轻导演在深夜完成制片时，会兴奋地打电话报喜；遇到问题时，也会第一时间哭着找她。她笑称自己是“沙场点兵”，没有KPI考核，也没有“五年规划”，只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当大制作接连倒下，深圳便以更轻、更快、更安全的方式，让年轻电影人先活下来。或许这座城市的文化，不仅存在于高楼大厦、代码程序和争分夺秒的技术工厂里，也隐藏在那些深夜哭诉的电话中、改了又改的剧本里，以及在每一格被点亮的银幕画面中，默默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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