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推出鼓励生育政策“组合拳”，主要以经济补贴作诱因，催谷生育率。原意是好，但未能针对问题核心。
成长经历深刻影响生育意愿
对于当下没有家庭资产积累的适婚青年而言，现实处境颇为黯淡：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许多行业的薪资水平长期落后于物价与房价的涨幅。仅仅维持个人生计已需耗费大量精力。然而，抚养后代绝非只需花费“一万几千”这般简单。
当一对夫妇迎来首个孩子时，九成九都是毫无经验的新手父母。做出是否生育的决定，不仅受当前社会大环境左右，原生家庭留下的记忆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对养育子女保有正面印象，接受生育的可能性便更高；反之，若曾目睹父母在抚育子女时承受的重重压力，决策时自然会更显迟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间的夫妻中，后者占多数：双职工父母每日工作时间长，为应对生活开销、储备子女教育经费，只能全力拼搏。年轻人在幼年时期便亲眼见证父母养儿的辛酸与高压，深切体会到培育下一代的沉重负担。
缓解心结是促生育的前提
此外，过去二三十年间，香港少子化现象严重，许多家庭仅有一两个孩子。全家人的期望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盼他们金榜题名、身价倍增，厚望转化为无形压力，致使亲子关系紧绷。加之每年媒体大肆报道：一、小学、中学派位放榜；二、DSE公开试放榜，状元十之八九选择修读医学。优胜劣汰的逻辑赤裸裸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从入读幼儿园开始，派位、升学、考试，关卡接连不断。成长仿佛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竞赛。有人胜出，必然有人落败。长期沉浸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年轻人内心逐渐滋生一种念头。倘若决定生儿育女，就宛如将一个新生命再次送入弱肉强食的“无间地狱”，许多人因此打消了生育的念头。由此可见，年轻人不愿生育的原因十分复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成长经历、社会环境与阶层竞争焦虑交织的结果。
制定政策不应预设“有钱大家就愿意生”。反而应从根本出发，厘清年轻人抗拒生育的真正心结所在。除了金钱援助，更要逐步舒缓社会弥漫的竞争焦虑。要让社会明白，养育孩子不等于必须让子女在考试中全胜，也不等于一定要挤身上流。为人父母最珍贵的，或许只是简简单单的亲情与陪伴。政府应带头建立一种价值观：养儿育女要活在当下，营造亲子共融的社会氛围。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带着幼子在沙田走遍所有公园寻找秋千。抱歉当时没有投诉，如今设有秋千的公园依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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