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李冠儒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政部长会议定于香港召开,由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届时二十一个经济体代表将汇聚香江,共商全球经济走势、数字基建融资及普惠金融等议题。特区政府承诺全力保障高水准会议体验。对香港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外交活动,更是展示制度优势与专业能力的窗口。除关注正式成果外,会场内的微妙互动同样值得审视。例如中日财长是否会在港对话,将成为外界研判香港是否具备国际调解功能的关键指标。
笔者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曾在2018年以内地(北京)代表团青年成员身份参与某次APEC教育及经济相关会议。尽管当时仅负责接待志愿者协调或会议报告校对等琐碎事务,却因此获得近距离观察各国代表言行举止的机会,并能直接与外国代表交流。这些看似零散的细节,往往比官方简报更能直观呈现国际关系的实态。
举例来说,笔者与澳大利亚代表的交谈曾意外触及国家安全定义这一敏感话题。在多国代表主动与中国青年交流后,一名澳洲代表进入视野,笔者便询问其如何看待2018年澳洲草莓藏针事件引发的模仿效应。背景是当年9月9日昆士兰州首次报告有人因食用草莓吞下断针住院。
随后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及南澳大利亚州等地陆续出现类似案例,涉及至少七个品牌,并伴随大量模仿作案和虚假报案,重创澳洲草莓产业。该代表首先反问笔者为何关注此事,将其定性为澳洲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而试探笔者是否受某机构委托进行研究。笔者解释仅因身为国际关系研究者,阅读相关新闻后出于好奇提问。这种警觉性反映了国际场合信息交流的敏感性,尤其在中澳关系紧张背景下更为突出。
2017年底至2018年间,澳大利亚政府推动立法应对所谓“外国政治干预”。虽官方声称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当地媒体与政界热议“中国渗透”,中方认为该法实质指向中国。在APEC这类平台上,任何提问都可能因国家间关系被赋予超越原意的解读,这正是国际关系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会议期间跨文化交流挑战不少。作为当年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非常热情地与中国青年聊天。他们介绍巴新是南太岛国中面积最大且相对亲华的国家,询问笔者熟悉哪个南太平洋国家。笔者回答纽埃(Niue),对方颇感意外,毕竟这是一个人口不足两千的小岛国,通常外国人鲜少关注。笔者解释这是大学课堂随机抽签的研究作业,二手资料匮乏,最终鼓起勇气致电当地局长访谈竟获应允。事后回想,若对比香港人口规模,联系他们的局长相当于在香港寻找一位区议员。巴新代表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有意义,继而询问香港情况。这段经历堪称民间外交缩影,国际化个人经历或许正是跨文化沟通的切入点。
与智利代表的互动更耐人寻味。他主动表示喜爱中国,希望会后由笔者带领游览北京。笔者建议参观长城或考察企业,均遭拒绝,坚持只去毛主席纪念堂,并讲述其对皮诺切特将军的情感及对毛泽东的仰慕。这提醒笔者需结合历史脉络与政治情感理解他者。
谈及中日韩教育合作时,当年氛围尚显友好,各方普遍认为区域教育整合必要。如今回望,更直观感受到国际关系变化之快。至于美国代表,印象最为深刻:迟到、玩手机、对中国青年态度冷淡。这些细节构成了另一种“实在”的国际关系体验。它未必令人愉快,却真实传递了抗议信号。当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根本性转变,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经贸战与科技脱钩并行,两国关系从“竞合并存”滑向对抗,火药味浓厚。
可见,参与国际组织会议的意义远超议程讨论与文件共识。鲜活国际关系常存在于会场边缘闲谈、茶歇寒暄甚至电梯偶遇中,外交学甚至有“葬礼外交”之说。香港即将主办APEC财长会议,我们当然引以为傲,这是香港在国际舞台不可替代角色的证明。但同时不妨将目光投向场内外的代表互动——那些具体而微的交流,才是国际关系最诚实的面孔,也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最应珍视的民间外交资产,期待更多港人关注并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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