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戴上有色眼镜审视，原本纯粹美好的事物便可能被强加罪名。今年九月，《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名为〈Xi Jinping uses old festivals to boost the party’s image〉（习近平利用古老节日提升党的形象）的文章。该文通过断章取义历史、颠倒常识，将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强行扭曲为“政治宣传工程”。文章无视这些节日扎根民间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更在少数民族习俗、市场反腐及宗教法规治理等议题上全面失实，暴露出西方媒体以傲慢的“外宾视角”解读东方文化时严重的认知偏差。
泛政治化下的恶意误读
将千古文学意境矮化为“政治宣传”
该文章声称“生活同在一轮明月下”是中秋节前后反复出现的政治宣传主题，这展现了西方视角对中国古典浪漫与集体情感的亵渎与无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来就不是现代政权发明的政治口号，而是深植于华人血液中、传承了上千年的思乡情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经历多少朝代更迭、战乱流离或海外漂泊，那一轮明月始终是无数游子与故土、离散亲人之间唯一的精神慰借与情感连结。从“个人悲欢”升华到“家国天下”，是超越任何政治体制、全体华人共有的文化共鸣。
唐宋诗人对月长叹、写下这些千古绝唱时，绝非为了应付21世纪政党的“政治宣传”；当代官方媒体引用这些意象，不过是顺应并触动了这份本就深埋在十四亿人心底的情感共鸣。《经济学人》将这种拥有千年以上历史厚度的人文底蕴，傲慢地贴上“中共政治宣传”的廉价标签，完全是颠倒因果、缺乏历史常识之举。就好比美国人在感恩节强调“家庭团聚与建国精神”，法国人在巴士底日高呼“共和国大家庭的荣耀”，或是英国人在平安夜齐唱颂歌，难道我们能厚颜无耻地说，这些全都是西方政府为了操弄群众而精心策划的“政治洗脑”吗？
诬指推广传统节日会“疏远少数民族”
文章暗示官方推广节日是单一的“汉族文化推广”，会导致“疏远少数民族”，这不仅缺乏事实依据，更是恶意的挑拨。事实上，中国官方对传统节日的保护与推广，从来都是立足于多民族共存共荣的整体框架。翻开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春节、中秋固然在列，但与之并列、受到同等国家级最高保护的，还有京族的哈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雪顿节、苗族的芦笙节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
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是官方公共假期：在广西，壮族“三月三”全区放假；在西藏，藏历新年享有专属长假；而在文章特别点名做文章的新疆与宁夏地区，古尔邦节与肉孜节（开斋节）同样是当地政府明文规定的官方节日。这些少数民族节日不仅未被“疏远”，反而长期享受着国家行政资源的保障与财政支持，甚至透过国家级电视台向全国转播。
《经济学人》为了生硬地拼凑出“汉化压迫”的剧本，刻意对中国在法定假日上的“民族多样性”只字不提，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资料搜集不足，而是违背新闻传媒道德的选择性失明与恶意抹黑。
将月饼的腐败问题片面归咎于节日
文章将“月饼”与“贿赂官员”强行挂钩，称中秋节被戏称为便于贿赂的“月饼节”。诚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定时期，节日送礼确实一度异化，衍生出过度包装与官场腐败的现象。但将这种一时的社会弊病，当作一个传承千年节日的“本质”来嘲讽，完全是以偏概全。
事实上，自2013年中国厉行反腐以来，那些奢靡的“天价月饼”与背后的灰色利益链大幅萎缩，月饼市场早已重新回归大众消费与品尝的本质。这恰恰说明，腐败是一个可以通过严肃法纪与社会治理来纠正的问题，它从来都不是，也绝不代表中秋节的核心。
按照《经济学人》这种“以社会流弊否定节日价值”的逻辑来审视西方，长期受到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ation）诟病的圣诞节，早就该被定性为“财团敛财节”或“合法政商贿赂节”了。为什么西方的节日送礼就是“人情往来与商业公关”，而中国的节日送礼就成了“国家体制的原罪”？这不仅暴露了其逻辑的贫乏，更尽显其根深蒂固的偏见。
颠倒宗教场所管控与节日复兴的因果关系
文章把“宗教与土地的行政审批”与“传统节日复兴”强行并置，煞有介事地制造出一种“国家处处压迫传统”的紧张感。这不仅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更是对现代城市治理常识的极度无知。
寺庙扩建需要审批，本质上是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消防安全与公共秩序管理的常规行政运作。在人口密集的现代化都市（如文章中提到的漳州），任何实体建筑的扩展，尤其是涉及到大量人群聚集、且有焚香明火安全隐患的宗教场所，理所当然必须经过严格的法规审查。这与民众在家中吃月饼、赏秋月、或是去庙里祈福等节日自发行为，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百姓过中秋不需要政府批准，但随意扩建实体建筑当然需要。将“寺庙扩建受法规限制”硬扯成“官方限制节日传统”，其逻辑跳跃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把同样的逻辑套用在西方，在英国伦敦或法国巴黎，如果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想要扩建，同样必须面临极度繁琐的市政区划（Zoning）、严苛的消防法规、噪音管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重重审批，甚至经常被当地社区委员会一票否决。难道《经济学人》会把伦敦市政厅严格的建筑法规，写成是“英国政府处心积虑利用繁文缛节来打压基督教信仰与圣诞节传统”吗？难道会因为教堂或公共场所依法悬挂了本国国旗，就痛批这是“国家主义对信仰的强制洗脑”吗？把常规的现代社会治理与节庆文化恶意混淆，除了证明作者戴着有色眼镜“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外，只暴露出其专业素养的极度匮乏。
一场暴露偏见与无知的闹剧
在事实层面上，《经济学人》连2005年“韩国端午祭申遗”这个直接促成中国全面调整传统节日政策的关键分水岭都一无所知，足证该刊负责中国新闻的编辑部，不单对中国社会一知半解，对整个亚洲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动态更是处于盲目的状态。
而比事实错漏更令人遗憾的，是字里行间那股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与双重标准。当西方社会在圣诞节感恩家庭、在国庆日凝聚共识时，一切被理所当然地颂扬为普世价值；可一旦中国人跨越千里，只为在中秋吃一顿团圆饭、在春节贴一副红春联时，却被恶意异化为“国家主义信仰体系”下被操弄的政治宣传。
《经济学人》应该认真审视自身的专业底线，聘请真正懂得中国与亚洲的采编人员，而非任由满脑子意识形态偏见的外行人信口开河。以这种毫无常识的文化理解力，编辑们大概会以为“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就是中国的传统节庆食品。企图用冷战思维去生硬解构一块月饼，最终品尝到的，注定只有作者自己内心的偏见与酸楚。
作者安经纬是时评专页“Shut The Fake U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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