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近年来，香港社会逐渐开始关注职业专才教育，这一趋势并非无端发生。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城市运转对技术工种依赖度的提升，仅靠传统学术教育已无法全面满足人力需求。在此背景下，政府将“雇员再培训局”重组为“技能提升局”，并计划重新评估持续进修基金的使用策略，这标志着公共政策正更积极地处理技能培训、在职学习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它至少承认了一个长期存在却被忽视的事实：城市的稳定运行不仅依赖高学历专业人才，也离不开大量具备实操能力的技术人员。
技能政策转向背后的制度内涵
然而，若要真正解决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唯学历论”问题，关键可能不在于新增一个机构，而在于该机构能否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香港社会对于成功路径的认知，长期倾向于认为拥有传统大学学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家长和学生的决策，也深深植根于招聘标准、薪酬体系及晋升机制之中。
因此，尽管社会不断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实际资源分配和社会评价依然以学历为核心标尺。若这种结构性偏见未能逐步松动，即便技能提升局推出更多项目，也难以根本改变技能劳动者被低估的现状。
城市运作工种的专业价值重估
技能提升局初期聚焦于“城市运作”相关课程，这一方向具有现实针对性。作为一个高密度城市，香港的交通运输、楼宇设施、能源供应、水务排污、物业维护以及安老社区服务，背后都需要大量熟练技术人员支撑。这些工种的社会价值显而易见，只是过去未被充分阐述。在公众讨论中，城市繁荣常与金融、科创或专业服务挂钩，而维持日常秩序的体力与技术劳动则被视为辅助性工作。这种片面理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这些行业本身的专业深度与发展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城市运作早已超越单纯依靠体力与经验的传统模式。随着数字监控、智能管理系统、建筑信息模型（BIM）、机械自动化及远程维修技术的普及，许多传统技术工种正经历显著转型。如今，从事电力维护、楼宇设备管理或公共设施监测的一线技术人员，其工作内容往往涉及数据处理、系统操作、风险应对及跨团队协作。如果社会仍用旧眼光看待这些工作，便会低估它们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若技能提升局能将相关工种梳理为清晰的能力架构，确实有助于提升社会认知，并从制度层面重新定义什么是专业。
认证体系与专业阶梯的衔接挑战
不过，要让这种新的专业定义落地生效，关键不仅在于更新课程内容，更在于认证与衔接制度能否构建起完整的体系。香港过去虽有技能培训和资历认证的安排，但不同制度间的连接仍有理顺空间。部分从业者虽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这些能力未必能转化为正式资历；同时，一些进修课程颁发的证书在市场认可度上参差不齐。对于希望从技术岗位向督导或管理层发展的人士，有时也会受到学历门槛或衔接机制的限制。虽然目前已有过往资历认可机制，但其复盖的行业范围仍有限制。
由此可见，施政报告提出由技能提升局构建技能进修阶梯，有助于确立清晰且可持续的专业进阶路径。期望该局未来能在提供培训之余，协调认证制度、升学衔接与业界认可，从而切实提升政策效果。
持续进修基金的定位审视
与此同时，持续进修基金的定位也值得一并检视。多年来，该基金确实帮助不少市民分担了进修费用，并为在职学习提供了支持。但在现行机制下，受资助课程种类繁多，部分课程虽对个人有益，却未必能与行业长远所需的技能培养有效对接。
此外，有些课程侧重于短期考证或单一证书，学习成果难以逐步累积成完整的专业路径。若未来希望基金在支持个人进修的同时，也能更高效地回应整体人力发展需求，加强课程规划与资历衔接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方向。
微认证模式的累积效应
在这方面，微认证制度值得进一步发展，前提是标准必须严谨，并能与更高层次资历衔接。微认证之所以受重视，不在于它比传统学位更便捷，而在于它更能契合在职人士的学习现实。许多一线工作者未必有条件离开岗位数年去攻读完整学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持续进步的能力。
如果制度允许他们通过分阶段学习，逐步获取被认可的技能单元，并将这些单元累积为完整的专业资格，终身学习才有可能从口号变为具体可行的安排。然而，若微认证仅是另一种碎片化证书，缺乏职级认可、学分转换及行业标准的支持，其实用性可能会大打折扣。
应用科学大学的制度角色
因此，技能提升局未来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专上教育体制的关系。近年香港推动应用科学大学发展，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因为它有望开辟传统学术大学之外的另一条制度路径。不过，应用科学大学若要建立自身定位，不能仅仅以较低门槛复制一般大学模式，而应真正回应应用知识、行业合作与职业流动的需求。
对于许多已在现场积累经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或许不是另一张形式相似的学位，而是一套能承认实务能力、协助向上流动，同时保持学术与专业水准的教育制度。
专上教育层级观念的束缚
这里涉及一个较少被正面探讨的问题，即香港专上教育内部仍存在清晰的层级观念。研究型大学通常被视为高位，而职业导向课程常被理解为次一级的选择。这种层级直接影响学生选择、家长态度及雇主判断，导致应用教育即使获得政策支持，仍难在社会文化层面获得平等尊重。
若要突破这一局面，制度设计不能仅处理招生与课程问题，还需兼顾学分互认、过往资历认可、师资聘任标准，以及不同教育路径间的实际流动机会。只有当技术教育不再被视为传统学术路径的备选，而是被看作具有独立价值与完整前景的制度安排时，社会观念才可能逐步转变。
劳动力市场的学历偏好困境
当然，更难处理的仍是劳动力市场本身。香港形成强烈的学历偏好，不仅是文化想象所致，更是因为许多行业的聘用与晋升机制长期如此运作。在许多机构中，学位仍是最方便、最可量化的筛选工具。这种做法对雇主而言或许高效，但也容易压缩实务人才的上升空间，使技能与经验难以转化为制度性认可。例如在长者日间护理服务中，即使有经过通才训练的技术人员，懂得简单辅导、带领康复小组、进行基础护理乃至适时转介，机构往往只聘请护士、社工和治疗师。
久而久之，年轻人自然更倾向于追逐学历，而非投身技术路径。若想扭转这一局面，除了社会观念转变外，公营部门及受公帑支持的机构如何在用人标准上做出更细致的调整，也值得关注。
能力评估方式的多元化探索
在此基础上，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方向是如何在招聘、晋升及职级安排中，更充分反映不同类型能力的实际价值。对于某些高度依赖实务判断的职位，如工程监督、设施管理、美容美发或社区照顾等领域，技能资格、工作表现与现场经验往往是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这些能力能在入职要求、起薪安排及晋升考核中得到更清晰的体现，将有助于社会更全面理解专业的多元基础。这并非要削弱学历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在学历之外，让其他经由实务历练形成的能力也能获得适切的制度确认。如此一来，关于教育公平与职业流动的讨论将有更具体的落实空间。
不同能力类型的相称位置
从宏观视角看，技能提升局的成立触及了香港如何理解人的价值与社会流动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只承认少数形式的成功，便难以真正尊重多样的人生发展路径。技术工作长期被低估，不仅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而是因为香港习惯以学历阶梯来分配地位与机会。这种分配方式在高等教育扩张后并未自然消失，反而在竞争加剧下变得更加稳固。正因如此，今日谈论技能提升，不应仅视为补充劳动力供应，而可视为一次重新思考教育、工作与尊严之间关系的契机。
若技能提升局能在资历认证、课程衔接、雇主参与及公营机构用人标准方面，逐步建立较完整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将不仅是一项人力政策调整，更有机会成为香港修复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的起点。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社会从此不再重视学术，而是不同能力类型都能在制度中找到相称的位置。当一名技术人员的专业判断、工作责任与社会贡献能获得与其实际价值相符的待遇与尊重时，香港才更有可能逐步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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