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涉事的社会福利机构均被指控在将住院儿童送医方面存在抵触情绪。即便需要呼叫紧急服务，也须经过层层上报审批流程，导致一线工作人员与管理层在判断上出现严重分歧。
曾任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新思维主席的狄志远指出，院舍服务经常涉及危机管理场景。他认为，在紧急状况下，管理层应当赋予前线职员做出适当决定的权力：“管理层的考量往往更加复杂多元，可能涉及机构问责机制、资源调配或政策限制等问题。这使得决策层与前线照护工作之间的距离拉大，未必能以最及时且有效的方式处理个案。”
针对这两家社会福利机构被指出的严重人员流失及前线照顾人手短缺问题，狄志远认为，院舍服务蕴含着多样化的问题与危机，高度依赖具备丰富经验的前线员工进行处理。若机构因资源匮乏无法招募更多人手，加之人员流动性大，一旦遭遇突发离职情况而无法填补空缺，他称这种现象在社福界并非孤例。他担忧机构既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量，又难以优先安排时间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培训，这将导致照顾宿生的人手比例失衡，进而引发服务质量下降。
狄志远重申，院舍必须提供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照护服务。当住院儿童面临危机时，职员需立即介入并提供帮助以解决问题，否则累积的问题只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根据社会福利署制定的《津贴及服务协议》基本服务规定，目前对儿童住宿服务的人手要求并不严格。男女童院及儿童院的工作人手标准仅为“任何时间内须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当值”。
自2021年童乐居虐儿事件发生后，政府成立了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全面审视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的监管体系。该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包括将儿童院及儿童之家的前线照顾人手比例提升至一比四。
狄志远当时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指出并非所有建议都已落实，“有些地方执行得并不理想，进度不及我们的预期”。
早在2000年代初，政府曾因财政困难削减了受资助社福机构9.3%的经常性拨款。2025年财政预算案再次以财政赤字为由，分阶段削减对社福机构的资助：获资助不足五千万元的非政府机构将被削减3%的拨款；而获五千万及以上资金的机构，到2027/28年度累计将被削减7%的拨款。
狄志远认为此举令情况雪上加霜。他批评政府以公平为名对所有社福机构“一刀切”地削减拨款，却未察觉这会影响许多基层及弱势社群的服务需求，形容这种做法如同“从乞丐碗里抢饭吃”，并认为削减社福拨款对充实库房的帮助微乎其微。
政府向社福机构提供的整笔拨款虽赋予了机构更大的资源分配自主权，但也引发了前线员工对资源分配不当的质疑。狄志远认为，在实施整笔拨款政策后，各类费用预算缺乏统一标准，社署既无角色也无能力去判断机构的资源分配是否存在问题。此外，机构管理层多为专业社工出身，未必具备管理数以亿元计资金的能力。
社署每年会依据《津贴及服务协议》中的服务表现标准，检视不同受资助社福单位的绩效，但并未公布其是否达标。除了服务量指标外，协议还列明会评估服务成效，其中包含宿生满意度的百分比。然而，有宿生向记者表示，他们对服务感到不满，尝试向院舍及管理层反映却石沉大海。
狄志远认为，这种情况反映出社福机构在处理与服务使用者关系方面存在缺陷，容易将小摩擦升级为争执：“或许（机构）董事局听完投诉后觉得是小事一桩。但当你认为只是小事，而宿生对机构产生负面印象时，他们就会视之为极其严重的问题。”
此外，也有宿舍的前员工表达了对管理方式及人事问题的不满。狄志远指出，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管理层与前线职员的关系演变成更复杂的难题，但提供培训、给予合理待遇以及做好沟通仍是管理层的基本责任，“无可推卸”。他认为管理层有责任重建与宿生及职员的关系，同时社署除了突击巡查“找茬”外，还应多做一步，协助从中调解，才能改善服务。他还建议，社署应定期向公众披露受资助机构的服务表现，以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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