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香港經濟制度究竟在服務誰？-硕谷新闻聚合

揚言自得｜楊志剛專欄

儘管中國缔造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增长奇迹与扶贫成就，却鲜少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反观美国，其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庞大的国债难以偿还、财政赤字长期存在且趋势难逆，且多次引发全球金融动荡。然而，近八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美国，包括最新获奖者Robert Hall和Michael Woodford，其余获奖者多出自欧洲。亚洲历史上仅有两位印度学者获奖，研究方向聚焦于“扶贫”与福利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机制颇具争议。但这层荒诞表象之下，实则包含了对香港民生极为关键的严肃追问：香港的经济发展究竟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

现行经济政策偏向资本而非大众福祉

探究“经济为谁服务”这一核心命题，不仅能解释“中国为何无缘经济奖”，也是审视香港经济走向的关键视角。

以香港民众日常必需的电力供应为例，可以深入剖析这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政策。尽管香港与中国大陆仅一水之隔，且国家的高压输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向港供电本应十分便捷。但现实中，港人缴纳的电费远高于内地水平。这背后的逻辑在于，两家主要电力公司依据与政府签订的“利润管制计划”获取回报。该计划的计算方式极为直接：电力公司的预期利润率被设定为固定资产平均值的8%。换言之，资产投入规模越大，获得的收益就越高。至于通货膨胀、劳工薪资涨幅或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均不在考量范围内。将其称为“利润管制”实属名不副实，更准确的定义应是“利润保障”机制，确保两大电力企业稳获高额回报。

即便是竞争激烈的金融行业或地产业，从业者仍需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而这两家电力企业的收益则完全锚定在固定资产上，几乎不存在经营风险。不仅如此，它们还通过收取燃油附加费，将能源价格波动的全部风险转嫁给普通市民。这种“经济政策服务于资本积累而非民生改善”的现象，广泛存在于香港各个经济领域。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提升国民福祉与国家实力

关于“中国为何未获诺奖”的讨论在中外舆论场中屡见不鲜，各方观点不一。作为普通公众，我们无需深究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只需保持好奇并不断追问，便能发现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服务对象，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有着本质区别。

西方经济体制的核心服务对象是金融市场、资本运作及GDP增长，旨在巩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推动国家整体进步与增进人民幸福感。中国并未陷入“市场主导”或“政府干预”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致力于实现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协同效应，促进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与中央企业共同发展，使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形成互补。在此框架下，市场、资本乃至GDP指标仅仅是手段，终极目标始终是国家的长远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GDP增长并不等同于民众幸福感的提升

部分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应如此二元化看待，并质疑GDP的提升是否必然带来人民福祉的增加。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项权威调查指出，香港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地区之一，超过136万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在今年六月举办的国际学术论坛上，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展示了相关研究数据，称香港是“全球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经济体”。瑞银集团近期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亦显示，香港成年人的人均资产高达506万港元，位列全球第四（去年甚至位居第三）。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人均”数据而非“家庭”数据。若按家庭为单位计算，一对夫妇的平均总资产便已跨越“千万富豪”门槛。按理说，香港居民应当享有极高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多数港人并未感受到相应的幸福。这并非因为人们“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源于客观存在的生存压力。不过，港人骨子里蕴含着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练就了在逆境中寻找乐趣的乐观态度。即便尚未抵达幸福的彼岸，他们依然能在苦中作乐，并持续不懈地追求美好生活。

所谓的“苦中作乐”，具体表现为许多市民居住在狭小的斗室中，因室内酷热难耐，衣物常被汗水浸湿。但由于电费高昂，许多人舍不得全天候开启空调。于是，他们选择在商场内免费享受冷气，顺便完成每日五千步的运动目标，以此获得片刻的放松与愉悦。这种独特的生存智慧，正是“狮子山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也展现了港人可贵的韧性。

土地与房屋政策的受益主体究竟是谁？

虽然港人具备在困境中自我调节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任民众长期承受苦难。

以香港居高不下的房价为例，表面上看是由于土地资源稀缺与人口密集导致的供需失衡，但深层原因在于政府的特定政策导向。事实上，香港仍有约四分之三的土地未被开发。作为对比，新加坡的土地面积仅为香港的三分之二，人口却达到香港的八成，其“地少人多”的局面比香港更为严峻。尽管如此，新加坡近八成家庭仍居住宽敞舒适的组屋，生活质量较高。而香港市民却不得不蜗居在笼屋、劏房或极小户型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非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而在于需要重新审视政府的土地政策。

回顾2002年，当时楼市低迷，大量业主陷入负资产困境。政府随即采取激进措施，直接暂停定期卖地，并停止新建及销售居屋。随后，随着楼价回升至“温和合理”区间，政府并未及时调控，反而任由房价飙升，直至年轻群体和无房人士彻底失去购房能力。历届政府虽曾尝试通过“填海造地”、“寻找闲置用地”及推进“明日大屿”等项目来缓解问题，但这些举措往往偏离了核心方向。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整套土地与住房发展战略究竟是服务于资本增值和地产市场，还是致力于满足市民的安居需求。厘清这一根本性问题，其他诸多政策领域的症结也将迎刃而解。无论是网约车监管、公共交通服务还是社会福利体系，只要坚持追问“该政策究竟服务于谁”，便能拨开迷雾，直击问题核心。

美国削减开支的责任总是推给下一任政府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引发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审视美国的现状。美国人不妨自问：既然中国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舒适快捷，为何美国在这一领域表现乏力，连一条完整的高铁线路都未能建成？答案在于：美国并不缺乏资金，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动辄达千亿美元级别；同时，美国也不缺乏技术。高铁项目具有极高的社会效益，但其受益群体分散在全社会，实际参与建设的资金回报率极低，甚至可能需要长期亏损运营。因此，追求高回报的资本只会流向能够迅速盈利的AI行业，而非基础设施。由于中国资本侧重于服务民生，即便亏损也会坚持建设高铁。而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美国债务与财政赤字危机？全球经济学家对此早有共识：即压缩公共支出并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削减开支带来的阵痛是立竿见影的，选民能立即感知到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在西方民主选举体制下，赢得选票是首要任务。因此，削减开支的艰难决策往往被推迟至下一届政府处理，而下一届政府又会继续拖延。相反，通过印钞和举债来快速增加收入，其好处是即时显现的，选民能立刻享受到红利，有利于执政党选举；而由此引发的通胀与债务风险则是滞后性的，可以留给未来的政府去承担。正因如此，美国国债与赤字的结构性难题难以逆转，根源在于其政治体制服务于资本社会的选举逻辑。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拥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与此同时，香港也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宪法》总纲第一章第六条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识别政策与制度层面可能存在的对民生的挤压。除此之外，该奖项本身并无太多实质价值。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已足以载入史册，无需诺贝尔奖的额外背书。事实上，中国未获此奖，反而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身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