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变奏：中方对高市早苗称谓调整背后的战略逻辑-硕谷新闻聚合

黄冠麟专栏

自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双边关系呈现出一种“先礼后兵”的复杂态势。去年十月，她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首次会晤，双方氛围一度融洽。中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达成重要共识”，日本外务省也强调“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高市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将台海局势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直接关联。再过一个月，她进一步声称“美日可能采取联合行动撤侨”，并断言“若美军遇袭而日本袖手旁观，日美同盟将面临崩溃”。其表态愈发露骨。

“语言降级”根植于孔子春秋笔法

今年八月十五日，尽管未亲自前往靖国神社，但她在武道馆停车场面向该方向进行“遥拜”，并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玉串料”。上月纽约联大期间，她又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这种挑衅手法，堪称历届日本首相中前所未见。

面对日方接连不断的挑衅行为，中方在外交层面必须予以回应。但“回击”的方式多种多样。召回大使属于最激烈的措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则是最正式的手段。而中方此次选择了第三种路径：调整称谓表述。

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使用“日本现政权”这一指代，并指出“日本现政权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九月三十日，在回应涉日问题时，郭嘉昆直呼“高市早苗”，去掉了“日本首相”这一头衔。

这实质上是一种“行政不降级、语言降级”的策略。在行政层面，中方并未召回大使，也未降低外交关系级别，甚至没有取消高市出席深圳APEC峰会的邀请。但在语言层面，却完成了从“贵宾”到“路人”的身份降格。这种做法并非无源之水，其深层传统可追溯至孔子的春秋笔法。

孔子修订《春秋》，讲究“笔则笔，削则削”。同样描述战争，他用“伐”表示正义之师，用“侵”表示非正义入侵，用“袭”表示偷袭。同样描述杀人，用“杀”表示无罪被杀，用“诛”表示有罪当诛，用“弑”表示以下犯上。一字之差，褒贬立判。春秋时期，诸侯自行称“王”，孔子在《春秋》中一律将其降称为原本的爵位，如“楚子”。鲁国“三桓”把持朝政，孔子在记述中刻意避免使用尊崇字眼。既不承认，也不赋予正当性，但不直接斥责。这正是“微言大义”的体现。中方对高市的称谓变化，与此一脉相承。

“日本首相”是承认其官方身份，维持正常礼仪；“日本执政当局”是保留承认，但降低规格；“日本现职领导人”，只承认“现职”事实，不承认“领导人”权威；“日本现政权”，定义为“政权”，而非“政府”；“高市早苗”，连头衔都不提，只是一个名字，如同路人甲。

国际间“外交降级”的常见模式

中方此次的做法，并非孤立的外交操作。在国际关系史上，通过调整称谓或外交级别来传递不满信号，是常见的“低成本、高信号”手段。

第一种是外交级别的正式降级。这是正式降级中最具法律效力的一种。最近的案例是今年八月，在阿根廷总统米莱多次称巴西总统卢拉为“前囚犯”、“小偷”和“腐败分子”等言论后，巴西已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根据外交部网站“礼宾知识”介绍，外交代表又称外交使节，是一个国家派往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代表国家，负责办理外交事务，分为常驻和临时两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中将外交人员定义为驻外国使馆、领馆以及常驻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团等机构中具有外交衔级的人员，馆长是上述机构的行政首长。中国外交衔级包括大使、公使、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

确定外交代表的等级是建交双方在同意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商定的要点之一，外交代表的等级应当对等，并且明确见于建交公报或其他建交文书中。理论上，外交代表有特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公使和代办。2021年十一月，因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国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代办是最低一级外交代表，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意味着外交关系严重倒退。

第二种是表面没有变化，但在礼宾行政排序上作隐性降格。特朗普的第一次总统任期内，与欧盟在贸易与防务政策上摩擦不断。美国亦于2018年底，在未正式公布或通知欧盟的情况下，悄然将欧盟的外交级别从“盟国”降为“国际组织”。2019年，欧盟驻美大使奥沙利文出席美国总统老布什的葬礼时，发现自己被排在所有国家大使之后，成为最后一批被请上前致奠的代表，如此才“间接”得知自己被降级。欧盟官员甚至表示，是“查网站才知道”。

第三种是头衔的“重新定义”。例如特朗普政府曾将立场亲乌的“俄乌问题特使”Joseph Keith Kellogg的头衔重新定义为“乌克兰特使”，使其无法参与“对俄”谈判，实质上将其“降格”。第四种是刻意回避点名。2026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谴责美国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行动时，刻意不提“特朗普”的名字，以此表达不满同时保留外交余地。

“去头衔化”彰显中国对日底气

从历史角度分析，同样是日本首相，同样在历史问题上触碰中方红线，中方对小泉纯一郎和高市早苗的称谓处理，却截然不同。记得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至2006年任内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中国外交部连环发炮，但仍然称他为“日本首相”或“小泉首相”。换句话说，即便在中日关系因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的时期，中方仍然保留了基本的头衔称谓。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因为高市的涉台言论比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更直接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严重，但更多涉及历史认知与战后秩序。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北村俊博对此提出交涉，批评“即使存在立场分歧，尊重一国领导人也是国际礼仪”。然而，外交礼仪从来不是单向的。当日方在台湾领土问题上不断触碰中方红线时，“国际礼仪”这四个字，恐怕显得苍白。而且，这也呼应了高市维持“台湾有事论”的最好回击。

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变化。小泉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快速增长期，综合国力与日本仍有差距。在那个阶段，维持中日关系的基本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大局更为重要。因此，即便在历史问题上严重不满，中方仍然保留了外交礼仪的基本框架。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在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对日本形成全面优势。在这种格局下，中方不再需要为了“维持关系大局”而保留外交辞令上的客气。当日方触碰红线时，中方可以直接、清晰地传递信号——包括在称谓上“去头衔化”。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对高市个人的不满，更是实力的底气。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外交辞令的调整空间，自然也随之变化。一字之差，千钧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