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學校不只是學額容器　資源重組應守住人文關懷-硕谷新闻聚合

馮志豪教授專欄

香港教育體系正步入一個深層且廣泛的結構調整階段。伴隨本地出生率長期維持低位，適齡學齡人口的持續減少已不再屬於短期內的供求波動，而是一種將在漫長週期內，由幼稚園、小學、中學一路向上延伸至專上教育領域的客觀人口規律。面對這一複雜的人口結構挑戰，特區政府展現出積極應對的治理擔當與統籌魄力。教育局在資助中小學全面推動「滙流升級計劃」，倡導辦學團體透過跨校深度協作、辦學資源整合以及校際有序重組來主動回應收生壓力，致力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效益，以集中力量提升整體教學質素與學校辦學效能。與此同時，自資專上院校亦配合整體大局，在生源結構重組的客觀形勢下，主動展開相應的課程規劃與體制部署。教育資源如何在變動的人口現實下重新配置，已成為特區在推進長遠良政善治進程中，必須深入審視與穩妥擘劃的重大制度課題。

教育重組也要看見社會意義

若從公共財政審慎原則與宏觀行政規劃的角度理解，當學生人口總量出現顯著且不可逆的下跌時，政府主動承擔起調控責任，因應實際需求調整班級結構、整合重疊的教育資源，原本就具備充分的制度合理性與前瞻性。這項改革的大方向，無疑值得社會各界予以理性理解與正面支持。問題從來不在於應否調整，而是在於推行調整時依據的是怎樣的價值理解與評估維度。回顧近年的公眾討論，社會焦點往往高度集中在開班門檻、學額供求、財政效益與校網重整等硬性指標之上。

這些指標固然是公共政策制定時不可或缺的客觀參數，但若整體政策的討論與審視僅僅止步於此，教育便容易被單純化約為一套以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來衡量的封閉行政系統。學校在制度架構中固然是一個標準的資源配置單位，但它在真實的社會生活裏，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溫度的人際關係空間、一個深具凝聚力的社區連結點，以及無數基層家庭賴以維持日常生活秩序的實質支撐。在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進資源優化的同時，若能兼顧學校作為公共生活重要載體的深層社會意義，將能使這項立意良善的政策發揮出更大的綜合治理效益。

學校不止教育更是社區支援

從社區研究的視角來看，學校從來不只是傳遞課本知識的物理場所。特別是在基層社區、舊社區或是遠離市中心的公共屋邨，一所長年扎根運作的學校，往往同時承擔着教育啟蒙、生活照顧、社區連結以及及早辨識家庭危機等多重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對不少工時漫長的雙職家庭、單親家庭或隔代照顧家庭而言，學校的存在意義遠不止於讓子女每天按時上課，更在於提供關鍵的課後託管、功課輔導班、家庭問題觀察與社福資源轉介服務。學校與當區社福機構、基層互助組織及家長網絡之間所建立的互信與協作關係，往往需要歷經數代教育工作者長時間的默默耕耘，這種深厚的社會資本與互助默契，絕非其他臨時性或標準化的行政措施所能即時取代。

這一點在基層社區尤其值得政策制定者多加體察與重視。對於經濟條件相對寬裕的中產家庭而言，學校環境的變動固然會帶來生活節奏上的短暫不便，但家長通常仍有足夠的彈性與資源，透過私人交通接送、安排校外補習或調動家庭支援人手，來順利吸納轉變帶來的成本。

然而，對於基層家庭而言，情況往往截然不同。學校一旦面臨縮班、合併或停辦，所牽動的不僅僅是學童上學路線與通勤時間的改變，更會直接打亂家長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生活秩序，例如原本可行的上下班接送安排、社區互助託管的默契、照顧分工的平衡，甚至可能加重原本已捉襟見肘的交通開支負擔。因此，在全面落實教育局「滙流升級」整合藍圖的過程中，若能在收生數字之外，進一步看見並珍視學校在社區層面早已累積的寶貴社會資本及其對弱勢家庭的實際承托作用，重組措施便能更加貼近民情、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凝聚力。

弱勢學生正承受沉重轉型負擔

在教育重組與校際資源整合的過程中，不同背景家庭承受環境轉變的心理抗逆力與適應彈性往往存在顯著差異。對於工時長、收入有限、日常照顧資源相對匱乏的基層家庭而言，轉校往往不是單純換一間校舍那麼簡單，而是開啟了一連串生活壓力的開端。每日交通開支的增加、接送時間的大幅拉長、原本熟悉且具備安全感的照顧安排被打亂，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生活改動，累積起來往往就是相當沉重的經濟與心理負擔。

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來說，這種轉型代價通常更需多加細緻考慮。許多患有自閉症譜系、專注力失調、過動症或伴隨情緒困擾的學童，往往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建立起對學校作息、校園空間與人際互動的信任。原校中熟悉其特質的班主任、長期跟進的駐校社工、定期提供支援的教育心理學家，以至一群已逐漸學會如何包容與相處的同學，對他們而言並非可以隨意替換的外部條件，而是維持內在心理穩定與情緒安全感的關鍵基石。

若學校進入合併或重組程序，這批孩子被驟然放進陌生的校園環境與新的人際秩序之中，其適應成本未必能由一般常規的行政安排所充分吸收。這些潛在的衝擊未必會即時反映在學業成績上，卻極可能在情緒波動、焦慮反應、行為退化、出席率下降以及整體家庭壓力中逐步浮現。因此，在推動整合過程中有針對性地預防這些衍生壓力，正是讓政策更顯周全、更具制度體貼的關鍵所在。

政策評估需加入社區視角

因此，討論「滙流升級」的重點，不宜放在整合是否必要，特區政府迎難而上、推展重整的大方向是清晰且負責任的，而應放在整合以甚麼具體方式進行，能達致最佳的治理成效。當前較值得關注的，是評估框架如何更精準地辨識不同學校在社區中的異質角色。若所有學校都純粹以即時的收生表現作為主要存續依據，制度便容易無形中偏向那些較能吸納主流優勢家庭的學校，而那些默默承擔基層弱勢學童、非華語學生或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則承受過大的生存壓力。長遠而言，這需要更細緻的政策考量，以兼顧教育體系作為促進社會階層流動與社會和諧整合的基石功能。

較合適的做法，是在學額供求與財政規劃等客觀指標之外，進一步引入更周全的社區功能分析，作為深化政策落實的有力補充。政策評估可以進一步考慮學校所服務學生的社會背景、弱勢學生比例、課後支援承載能力、與地區社福網絡的連結程度，以及其在少數族裔共融或特殊學習支援方面所形成的經驗。這並不是否定政府堅持的效率原則，而是承認教育機構的價值並不完全體現在人數與成本之間的單純比例。對某些學校而言，其公共價值未必來自規模，而是來自它在特定社區中所扮演的承托功能。將這種社區視角納入考量，更能協助當局精準投放資源，讓「滙流升級」真正成為提升教育質素的引擎。

即使整合與合併在某些情況下是配合發展大局的必然選擇，過渡安排亦不應停留於程序交接，而應被視為一項需要專業介入的工作。學生轉校從來不是純粹的行政轉換，對部分家庭而言，它是一場生活重整。當局若決定推進校際合併，若能同步配套較充足的過渡資源，讓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及相關支援人員有時間建立個別學生的過渡計劃，特別是那些已知在情緒、適應或家庭支援方面較脆弱的個案，將能把政策善意發揮到極致。這類安排不僅能消除家庭的顧慮，更能生動體現出政府在推動結構改革時，能夠關顧真實存在的兒童與家庭，增強公眾對教育改革的認同與信心。

中小學處境為自資專上提供借鏡

中小學的處境，其實也為自資專上教育提供了一面鏡子。隨着適齡學生人口減少，自資院校近年配合整體學額調整所承受的壓力已相當明顯。部分院校以削減人手、停辦課程或集中資源於收生保證較強的專業學科作為回應。這些做法在短期財務管理上或許可以理解，但若成為主要方向，院校發展便很容易被即時市場邏輯主導。近年若干熱門專業課程迅速擴張，某程度上也反映院校傾向以市場需求作為課程配置的首要依據。不過，當多間院校在相近時間集中投入同一類課程，同質化競爭所帶來的風險亦會隨之增加。從較長期的角度看，這種策略未必穩妥。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歷程中，不少自資院校承載着深厚的中華文史哲傳統與創校歷史，長年默默擔負起文化薪火相傳與品格涵養的人文使命。然而，當前社會風氣高度傾向實用與功利，凡是未有直接對應專業執業牌照、沒有即時「就業保證」的文史哲學科，往往在市場收生競爭中受到忽視，甚至被視為不合經濟效益的「冷門」。面對生源收縮的寒流，這些深具歷史底蘊的人文學科往往首當其衝面臨萎縮或停辦。一個健全成熟的社會，絕不能只有技術人員與實用技能，而缺乏文化滋養、歷史意識與哲學思辨的靈魂；尤其在特區政府積極落實國家規劃、致力將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與「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宏偉藍圖下，這批積累了數十年文化根底的自資人文學術傳統，實屬難能可貴的獨特資產。

自資專上教育若要在收生收縮之下維持可持續性，關鍵或許不在於模仿資助大學，也不在於盲目隨市場風向跟風起落，而在於重新界定自身的制度位置。相對於大型研究型大學，自資院校在課程設計、跨界合作與回應社會需要方面，其實具有高度的體制彈性。自資院校若能立足本地社會的具體處境，在配合政府多元人才發展大局的同時，將傳統文史哲底蘊與現代社會需求相結合，並在若干具有明顯公共需要但長期缺乏系統培育的範疇深耕，例如長者照顧、認知障礙支援、哀傷輔導、社區營造、家庭支援或應用倫理等，反而較有可能形成具辨識度的辦學方向，為香港社會培育出兼具文化品格與實踐能力的棟樑。

少子化中守住教育的公共意義

出生率下滑對整個教育版圖的規模及資源分佈必然產生深遠影響。特區政府主導的教育資源優化與重組行動，乃是回應現實挑戰、展現擔當精神的務實決策。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學校與高等院校的存在意義僅能透過剩餘學生數量來量化評估。教育政策的制定固然需立足於客觀條件，但同時亦不可忽視制度運作中對處境不利群體的關照。當一所校園被納入合併計劃，或某項課程因效益考量而被裁撤時，決策層面對的並非單純的數據演算，而是深植於社區脈絡、專業網絡、個人成長軌跡及文化延續之中的關鍵節點。

教育資源的配置可以重新盤點，招生名額亦可隨需求彈性調整，制度架構確實需要針對人口結構變動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應對策略。但具體如何執行這些調整，始終是檢驗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試金石。倘若香港希望在當前教育規模收縮的過程中，仍能維繫制度的公共屬性與文明內涵，就必須超越純粹的行政效率邏輯，為校園的社區服務功能、弱勢學童的適應需求，以及自資院校的人文精神與長期發展定位，保留充裕的審慎討論空間。此舉並非對改革抱持無原則的抵觸態度，而是基於對教育作為長效公共制度的認知，所提出的建設性意見與深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