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为何不能用单一策略应对东盟合作？-硕谷新闻聚合

思哲研究所专栏 | 李冠儒博士

在各类政策文本中，”东盟”（ASEAN）往往被简化为一个高度统一、运作顺畅的机制。然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来看，所谓”与东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交政策上的缩略表达。事实上，东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远低于公众普遍认知，与欧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对于致力于巩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地位、加速拓展东南亚合作机遇的香港而言，深入具体东南亚国家的国别研究显得尤为关键。

为何说”东盟非盟”？

评估一个地区的结构性一体化水平，核心在于考察其是否具备超国家权威和制度约束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IPE系主任王正毅教授等人指出，东南亚区域合作具有独特的历史基因与制度路径。与欧洲一体化拥有统一市场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超国家机制不同，东盟的核心运行模式仍然建立在传统的”东盟方式”之上，主要强调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以及非强制性约束。在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黄裕舜主持的《走进东盟》（Understanding ASEAN）节目中，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George Yeo）也向观众强调了这种”东盟方式”，阐释了不依赖任何单一力量、力求在多极格局中实现共赢的”竹子外交”理念。

不过，尽管这种机制在历史上帮助东南亚地区避免了大国冲突、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但其负面效应是成员国之间的约束力极为松散，形成一个主权让渡程度较低的联合体。东盟秘书处缺乏实质性的执法与仲裁功能，使得所谓的”东盟共同体”蓝图在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政治意愿层面。此外，Michael Leifer、Donald K. Emmerson等东南亚研究者也曾指出，东盟并未形成明确的、统一的文化公约数。

东盟各国差距极其显著

单从经济基础来看，东盟十国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区域组织：既有高度发达的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中等收入制造业国家，还有基础相对薄弱的老挝、柬埔寨与缅甸。以人均GDP为例，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加坡人均GDP已突破89,000美元，而缅甸仅为约1,359美元，差距仍维持在70倍以上；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差距依然悬殊。各国在对外开放程度、关税税率及监管标准方面存在明显鸿沟，加之领导人更迭、民族间冲突带来的巨大分歧，例如越南苏林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展现出结果导向与经济优先的施政方针，较少提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因此与中国合作的空间有所扩大。本所此前也介绍过，马来西亚因历史原因在政策上偏向马来人，华人感受到的不公以及”绿潮”因素很可能导致华人政治代表的选情愈发严峻，原本与香港合作的议员若因此下野，自然会危及港马合作成果。

另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之间常呈现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产业格局，各方在农产品、电子代工和纺织业等领域激烈争夺外资，致使东盟内部贸易占比长期处于低位瓶颈。根据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4等数据，2023年东盟内部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约21.5%，反观欧盟内部贸易占比长期稳定在一半以上。以微妙的中日韩关系为例，即便经历高市错误涉台言论及日韩贸易战，其半导体产业等内部贸易占比却特别高。具体而言，日本材料企业极度依赖中韩庞大订单来维持研发；韩国芯片极度仰赖中国市场消化，同时又离不开日本精密装备；中国电子制造业则高度依赖日韩高端芯片与技术。

考虑到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便降低了表面上的关税，各国的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劳工法规以及数据跨境政策等非关税壁垒依然零散，要成为”东盟专家”难度极大。若要制定所谓”对东盟政策”，往往需要多个东南亚国别研究者协同配合。以党派政治为例，一位宏观层面的”东盟专家”根本不会注意到马来西亚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核心成员民主行动党（俗称”火箭”）、传统马来（人）大党巫统（俗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乃至在野的国民联盟以及由前部长拉菲兹等人在2026年接管并重组的马来西亚同心党等如何在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政策转向中扮演关键角色。”与东盟合作”的说法，终究不过是政府进行外交对接和政策归类的标签而已。

拓展东南亚市场亟需加强国别专攻研究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期望在双边贸易、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及科技创新等领域拓展空间。然而，鉴于东盟一体化程度较低，实际上有必要让不同学者为香港专攻特定东南亚国家。仅以法学为例，东南亚地区存在多种法律体系。既有沿袭英美法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采用大陆法系的越南和泰国。即便是沿袭英美法系的国家，其情况也与香港迥异，存在融合宗教法的情形。举例来说，汶莱既保留了源自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又推行了极严格的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的民事法院与伊斯兰法庭（Syariah Court）双轨并行，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适用于当地穆斯林的婚姻、遗产继承、家庭关系及部分宗教犯罪。

同样地，在金融领域，东南亚各国外汇管制政策差异巨大，新加坡资金流动高度自由，而部分东南亚国家对资金跨境回流设置了严格监管限制。所幸在这方面香港的商人已从国际贸易实践中积累了相当经验，但客观上仍存在大量区域研究空白。考虑到政党轮替对港马贸易与合作有较大影响，港府也需要马来西亚政党专家来估算合作对象下野等风险。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与工业贸易署的最新数据，2025年香港与东盟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约16,685亿港元，东盟稳居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内地。但若细分为不同国别，前四名为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占比极高，而老挝、柬埔寨、东帝汶等国与香港的贸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市民也未必清楚香港对东盟合作的方针是”全方位”的还是”特定发达经济体”的，其中差异非常大，因为前者的思路更可能帮助祖国加强与老挝、东帝汶等国家的关系，更好地回应”全球南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需要投入资源的；后者更有可能为香港带来实在利益，包括最为直接的税收，以及对等的文化产业合作等。这也说明，香港对东南亚的经贸布局不能只停留在”东盟”这一整体标签上，而必须细化到具体国别，香港终究需要建立一套精细化的东南亚国别差异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