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於立法會所作的政策簡報，清晰勾勒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中人工智能的核心脈絡。該規劃並非將AI僅視為創科領域的流行概念，而是將其深度嵌入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中小企業賦能、市民數碼素養提升以及公營服務優化五大維度，推動協同發展。這一方向不僅值得高度認可，更可被視為香港罕有地將「AI治港」理念從宏遠願景轉化為具體施工藍圖的關鍵舉措。然而，決定此項規劃能否真正實現落地成效的關鍵，並非在於「36倍算力」這一數據帶來的震撼感，而是政府未來數年內能否有效整合基礎底座、應用場景、人才培養與問責機制等核心要素。
沙嶺資料園區：超越機房定位的產業基石
目前，沙嶺資料園區已正式啟動建設。按照規劃，至2032年或更早時間點，該園區將具備每秒18萬千萬億次浮點運算能力，這一規模相當於當前香港整體算力水平的36倍。在項目啟動的最初三年裡，累計投資金額預計不會低於238億港元。這些數據背後蘊含的深層意義，絕非單純展示技術實力，而是標誌著香港終於獲得了探討「AI產業化」而非僅僅停留在「AI應用層面」的資質與底氣。
回顧過往，香港的創科發展長期面臨「科研能力強勁、產業轉化薄弱」的批評。儘管高校頻繁產出高水平學術論文，創科企業也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但中間環節的技術轉化、算力支撐、數據資源以及製造能力均未能在本土形成閉環。倘若沙嶺項目最終僅建成一座高端數據中心，那便只是遵循了房地產開發的邏輯；唯有當它能夠承接河套合作區的科研成果數據、支撐金融與醫療行業的模型訓練需求，並承擔大灣區跨境數據流通的合規試點任務時，才能真正被定義為產業發展的堅實底座。
此外，該項目的推進機制同樣引人關注。沙嶺項目採用了「雙信封制」評標方式，其中非價格因素權重高達七成，評估重點聚焦於算力規模、投資強度、經濟產出潛力及產業帶動效應，而非單純由最高報價者勝出。中標後可實現當月拿地、當月開工，政府亦設立專班進行前置協調。這充分說明，香港並非缺乏快速執行能力，而是過去常將「求快」與「失序」劃上等號。只要在確保法定程序嚴謹的前提下，將產業指標置於優先位置，北部都會區完全有能力展現出「香港新速度」。
然而，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潛在風險。238億港元僅涵蓋前三年投資規模，並非全生命週期總投入；36倍算力是面向2032年的目標值，期間仍需經歷部分投用、滿載運行及需求逐步攀升等多個階段。最令人擔憂的情境是：算力設施建好後，卻面臨無人使用、使用成本過高或使用者信心不足的困境。因此，必須在沙嶺項目周邊同步解決三大關鍵問題：電力定價與綠色能源供應、數據跨境流動的合規通道建設，以及針對中小企業和科研機構的算力分級收費體系。若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最終可能導致大型企業佔據大部分資源，而初創企業被迫邊緣化，使香港再次陷入「擁有頂級基建、缺乏中層生態」的結構性失衡。
AI+融合：從口號宣導轉向場景深耕
五年規劃的內容覆蓋範圍廣泛，金融、醫療、教育、城市治理、執法、防災及交通等領域均被納入其中。這種全面佈局是正確的，因為人工智能不應僅局限於聊天機器人或演示文稿層面。然而，「賦能千行百業」過程中最艱難的部分從來不是技術本身的突破，而是公營部門與大型企業是否願意開放真實數據、實際業務流程以及相關權責邊界。
醫療領域被視為最具潛力的突破口。香港公立醫院系統具有高度集中、數據質量優異且臨床標準嚴格的特點，這為構建智慧醫院體系和醫學專用大模型提供了天然優勢。但同時，醫療行業也最容易出現「試點項目眾多、實際落地寥寥」的局面。若僅在少數醫院進行功能演示，而未打通檢驗檢查、影像診斷、門診排程、處方用藥及出院後續跟進等端到端全流程，人工智能的作用將僅止於錦上添花。
金融業雖然是香港的傳統強項，但金融機構本身並不缺乏AI研發預算，其真正匱乏的是監管沙箱環境、跨境數據合規機制以及反詐騙深偽識別等公共產品。在此背景下，政府的職責並非指導銀行如何使用特定模型，而是應優先建立規則框架，包括強制下架詐騙內容、完善深偽技術的刑法規制，以及制定跨境數據標準合同等。
在城市治理範疇，1823熱線的改革反而成為了AI+政務最貼近民生的實踐樣本。該熱線年均服務量達到751萬次，日均處理量超過2萬次，本身就是一座蘊藏豐富民生數據的金礦。過去，其核心優勢在於「不推諉扯皮」；如今，若僅利用AI進行語音轉錄和初步分流，效能提升空間有限。真正具有高價值的是通過重複個案識別、趨勢儀錶板監控以及跨部門異常預警機制，將「市民投訴」轉化為「政府預判」。例如，當某區域連續收到關於廢棄家具、水浸及路燈故障的疊加投訴時，系統理應在颱風來臨前或工程隱患爆發前發出紅色預警信號。
因此，評估AI+項目的標準亟需調整。不應再關注召開了多少會議或接入了多少模型，而應聚焦於三個核心問題：業務流程是否經過重新梳理與優化？人力資源是否被釋放至高價值崗位？市民等待的時間是否得到實質性縮短？
補齊短板：香港AI戰略的非追風口屬性
審視孫東局長的政策表述，最值得稱讚之處並非數字本身的龐大，而是其展現出的系統性思維。算力基礎設施、產業應用場景、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市民數碼素養培育、公營服務升級以及管治框架構建等要素被統籌考慮，這標誌著創科局不再孤立地從事模型研發工作。
但客觀而言，五年規劃最大的風險在於淪為五年後回顧時的「大項目堆砌」——即缺乏中型企業參與、市民感知度低。因此，未來的驗收標準必須回歸樸素與务实：沙嶺項目部分投用後，本地初創企業和高校能否以合理價格獲取算力資源，還是僅限於服務大型客戶？中小企業獲得資助後，六個月後是否仍在持續使用？具體節省了多少工時？市民完成AI課程學習後，是否具備辨識深偽內容的能力，並敢於使用政府電子服務？撥打1823熱線後，能否實現案件追蹤、限時回覆，且重複性問題數量是否減少？政府自身是否率先運用AI加速審批流程、查詢回應、工地監察及投訴分析，從而為公務員和市民雙方節省時間？
人工智能對香港而言並非裝飾性元素，而是彌補產業結構短板、提升公營部門效率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關鍵工具。基礎設施已動工興建，熱線改革與市民教育也已起步，當前比拼的正是執行的耐心與韌性。唯有將「36倍算力」轉化為茶餐廳員工少排一小時班、長者少跑一趟政府部門、跨部門投訴無需反覆申訴三次等切實可感的民生改善，香港的AI規劃才能被稱為真正的落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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