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爾性侵案深層剖析：機構隱瞞文化如何加劇創傷與傷害-硕谷新闻聚合

2026年10月3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最高行政長官Kotlikoff錄製了一段公開視頻。他在片中坦言對Jane Doe所遭受的遭遇感到無比痛惜，並鄭重承諾該校「必須在未來做得更好」。儘管這份聲明中充滿了情感上的共鳴與改善的決心，卻始終缺失了一聲直接面向受害者的「抱歉」。

名校優先維護自身形象的應對方式引發強烈質疑

回溯至2024年10月，一名女學生公開指控，稱自己在兄弟會聚會期間被勸酒、被迫使用氯胺酮，並在無法表達同意的情況下遭受七名成員的性侵害。涉事者均予以否認，執法部門最初也決定不予起訴。然而到了2026年9月，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此事在全美範圍內引發軒然大波，相關調查隨之重新啟動。

根據《紐約時報》披露的文件資料，警方曾將她的陳述內容簡化為僅六頁紙，並刻意刪除了她明確表示「我遭強姦」的關鍵字眼；校方後來亦改口承認，此前僅向檢方提供了她的口供記錄以及一張截圖。

閱讀這些新聞報導時，內心充滿了悲傷與隱憂，因為這種處理邏輯並不陌生。一所頂尖學府演變至此，其背後似乎存在一套根深蒂固的運作機制：首要任務是保護機構免受衝擊，其次才是處理具體的人與事。

「家醜不可外傳」的思維模式深植於組織文化中

「家醜不可外傳」這一觀念，對於華人社群而言絕不新鮮。它往往被包裝成「息事寧人」、「維護團體聲譽」或是「一人少句」等說法。

從在本地學校求學、從事前線教學工作、擔任中學董事會成員，到創辦JUST FEEL感講平台，這些年來我接觸過大量校長、教師、董事及機構管理者。大多數人都真誠地希望為學生著想，但當面對學生的情緒波動或行為偏差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最好「沒有投訴、沒有後續麻煩、不要造成破壞」。這種心態雖未明文寫入任何規章制度，卻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至今，從高等學府延伸至初級教育階段。坦白說，我自己過去也曾持有類似的想法。針對組織創傷的研究指出，受傷的機構往往會收緊自身的邊界，核心問題雖然人人皆知，卻無人願意將其宣諸於眾。

香港的校園環境未必頻繁出現性暴力事件，但霸凌現象卻相當普遍。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一個研究團隊追蹤了2,547名學生，初步數據顯示，約有15.9%的學生長期遭受霸凌，且情況未見顯著好轉；學生自報捲入霸凌的程度，通常遠高於家長所認知的範圍，男生尤其傾向於將委屈隱藏起來。霸凌造成的心理創傷未必輕於性暴力，因為傷害的程度因人而異。

當孩子選擇沉默、大人缺乏追問、學校避諱擴大影響，「家醜」便真的不會向外擴散，但傷害卻在內部不斷醞釀發酵，最終一旦曝光，聲譽同樣難以保全。

這種舊有信念背後其實存在真實的需求：機構追求穩定運行，校長希望保護學校免受打擊。然而，若採用掩蓋手段來滿足這些需求，最終的代價往往由最弱勢的群體承擔。要實現轉變，我想探討三道防線：情緒教育、修復式正義以及機構勇氣，而最後一道防線，必須由擁有最大決策權的人率先開啟。

首道防線：賦予兒童敢於表達與正確表達的能力

「家醜不可外傳」最先教會孩子的，便是保持緘默。孩子之所以不向成人求助，通常源於「不敢說」或「不會說」。前者需要成人打造權力落差較小的安全環境，後者則依賴持續不斷的練習。JUST FEEL感講堅信，溝通能力需逐步構建：首先識別感受，接著理解需求，最後洞察權力差異。

我們在小學階段推動社交情意教育與善意溝通實踐，其中一項日常做法是在教室設置「感受需要卡」和「感受之輪」。教師利用感受之輪引導學生描述當下心情，不少學生選取了「恐懼」與「壓力」。經深入傾聽後，教師才發現早晨校巴發生了小型意外，部分學生仍處於驚恐狀態；另有學生因即將迎考而感到巨大壓力。當孩子掌握了表達詞彙，成人便有機會及早給予支持。港大團隊的研究也發現，社交情緒能力每提升一個層次，學生遭遇霸凌的風險便降低近三成。

同理心並非在大學新生報到那天突然湧現，而是需要從小培養。孩子在小學時期學會表達「我不舒服」，成年後才更有能力拒絕不當要求，也更懂得聆聽他人的拒絕信號。

第二道防線：從懲罰機制轉向修復性處置

「息事寧人」在校園中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便是懲罰完畢即視為結束。在傷害發生之後，香港多數學校依然以報復式處理為主導：記缺點、暫停上課，核心關注點在於誰違規了、應受何種處罰。這種處理方式雖快捷高效，卻未能協助犯錯學生及時學習與轉化，導致其換個形式重複犯錯；同時，受害一方也未必能獲得所需的慰藉與支持。

港大團隊的研究還揭示，抑鬱症狀指數越高的學生，實施霸凌行為的概率也越高。許多傷害他人的孩子，其自身正處於痛苦的泥沼之中。

修復式正義提出另一組核心問題：誰受到了傷害？對方有何具體需求？誰承擔修補責任？善意溝通修復協會推動的修復對話，旨在讓受害方陳述事件帶來的影響，讓行為方真正聽見，雙方共同協商修補方案。修復絕非寬恕或輕判，也不強求受害者原諒。真正直視自己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往往更能催生實質性的改變。

這也體現了「先安撫情緒，再解決事務」的原則：若情緒未被充分接納，處分再公平，傷口也难以真正癒合。

第三道防線：展現出機構層面的道德勇氣

康奈爾案中令人憤慨的另一面，是受害者尋求幫助後的遭遇。心理學家Jennifer Freyd將其定義為「機構背叛」：當人們信任的機構未能預警危險，或在傷害發生後以掩飾、否定的態度回應，便構成了二次創傷。她的研究表明，經歷非自願性體驗的大學女生中，有46%同時遭遇了機構背叛。

Freyd將機構背叛常見的操弄手法概括為DARVO：否認事實、攻擊舉報者、顛倒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定位。在香港語境下，以下幾句話或許並不陌生：「他自己也有問題」、「別把事情鬧大」、「為了學校的名聲，大家都閉嘴吧」。這正是「家醜不可外傳」思維的外化表達。

我也必須坦承自身的經歷。JUST FEEL曾度過一段極度混亂的時期，當同事反映問題時，我腦海中閃過的念頭往往是：「同事為何不能體諒我？我已如此付出，還能期望什麼？」如今回顧，這其實是不自覺的角色反轉：同事正在尋求援助，我卻覺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n

後來我領悟到，權力結構會影響一個人接收訊息的方式。善意溝通導師Miki Kashtan將權力界定為「調配資源、回應需求的能耐」；然而掌握權力者一旦感到被批評，便容易將求助訊號誤讀為攻擊。Freyd提出的解藥是「機構勇氣」：即便面臨風險與損失，機構仍致力於探求真相、採取符合倫理的行動。

身居高位者應率先承擔起改變的責任

Freyd曾引用一個案例。1998年，Brenda Tracy遭四名男子輪姦，其中兩人為俄勒岡州立大學運動員，案件最終不了了之。十六年後她公開發表經歷，時任校長Ed Ray在三週內完成調查，親自拜訪她並致信：「……我們為俄勒岡州立大學十六年前未能提供更好協助的失職，向您致以真誠歉意。」心痛是一種情緒反應，道歉則是一份責任擔當，而唯有處於最高決策位置的人才能邁出這一步。

JUST FEEL也走過了這條艱難之路。前述那段混亂時期始於2020年機構急速擴張：同事間的信任感跟不上發展速度，會議中拍桌摔門屢見不鮮，有同事直言：「我們是先處理事情，再處理事情，根本沒有處理心情。」2021年，我們聘請外部促導員曹文傑博士（小曹）帶領工作坊，首次承認機構正深陷組織創傷之中。在「慶祝與哀悼」的圓圈活動中，我向全體同事致歉，承認自己帶著原生家庭未癒合的創傷去帶領團隊，從而波及了所有人。

承認問題只是開始，後續行動更為關鍵。2024年，小曹再次進行促導，並開設匿名Padlet平台，獲最多同事共鳴的一條留言寫道：「好害怕達不到上司期望……有一種窒息感。」對我而言簡直如晴天霹靂。研究指出，約七成領導者會高估團隊的心理安全感，我也是其中之一。隨後我們建立了新制度：同事間若生衝突，可自行發起修復對話，或邀請第三方介入陪伴，並定期通過匿名方式評估團隊心理安全狀況。

學校領域亦然。我們為一所合作學校實施匿名心理安全評估，並邀請管理層共同檢視結果。管理層感到驚訝：「為什麼老師不告訴我？」原來老師們有大量心声渴望表達，只是認為開口並不安全。學校研閱報告後，由中高層帶隊執行「慶祝與哀悼」儀式。上級敢於傾聽，下屬才敢於發言；若老師不敢向校長吐露真言，學生也很難向老師敞開心扉。

握有實權者必須率先啟動自我革新

「家醜不可外傳」的慣性不會因一紙公告而消弭。它潛伏在每一位掌權者的心靈深處：校長、校董、辦學團體、教育局，乃至各機構的管理階層，我本人亦無可倖免。這是源自頂層的認知模式，也必須由頂層驅動轉化。

在此，我呼喚每位領導者落實三個動作：肯測量，透過定期匿名調查了解同仁與學生是否感到安全；肯聆聽，優先理解受損一方的訴求，再討論流程規範；肯致歉，在處理失當時首先說出「對不起」。

至於制度設計者，我想提問：當學校主動揭露問題、嚴肅處理申訴時，我們將其視為失敗還是勇氣的體現？倘若制度僅獎勵「零投訴」紀錄，學校自然會習得「避免投訴、消除後患、防止衝突」的生存法則。

康奈爾大學行政長官在公開回應裡，特別點出了「非人化」這個關鍵詞。要徹底剷除這種將個體物化的傾向，必須在每一條內部規範、每一次投訴案件的審理流程中，重新把人的尊嚴與價值擺回中心位置。善意溝通領域的奠基者Marshall Rosenberg曾闡述，這種溝通模式深深植根於語言表達與互動技巧之中，能夠大幅提升人們在極端艱難處境下依然維護自身人性光輝的能力。組織層面的勇氣其實也屬於同一類精神力量：即便面對聲譽受損的巨大壓力以及深層的恐懼情緒，仍然堅定地選擇去關注那些有血有肉、具體而微的生命個體。

Freyd進一步論證，展現勇氣本質上是一項主觀且自發的心智抉擇。雖然康奈爾大學發生的事件看似遙遠，但這類關於道德底線與人性關懷的抉擇，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我們身處的教學現場、辦公區域以及各種會議空間裡反覆發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