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24日举行的国事访问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在“习特二会”的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公开引用了中文词汇“工合”（Gung-ho）。这一词汇跨越了80多年的时空，从西北窑洞中的工业合作社，到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口号，最终出现在白宫南草坪上。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感的表达，更是一条将历史记忆、现实挑战与未来警惕紧密相连的叙事线索。
“工合”折射出中美协作的历史脉络
面对“工合”这一话题，我们不应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应层面。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区分外交事实与评论话术，并审视那些被“工合”照亮但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
特朗普使用“Gung ho”一词并非随意之举。该词进入英语体系，主要归功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爾遜。他在1930年代末赴华考察期间，接触了八路军及工业合作运动，随后将“工合”定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的座右铭，进而被美军广泛采纳为象征“同心协力、全力以赴”的俚语。
这段历史具有深刻的温度与价值。它提醒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记忆并非仅限于冷战时期雷达屏幕上的红点，也曾是抗战前线共同奋战的伙伴。对中国而言，“工合”将民族救亡时期的民间生产网络与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士气联系起来，证明中国不仅是等待租借法案援助的受援国，更是具备主动精神与组织能力的抗战主体。
要让“工合”精神真正焕发生机，关键在于找到具体且紧迫的合作领域，重现当年那种非合作不可的现实需求。
超越尊严追求，共创新世界秩序
从《南京条约》到紫石英号事件，从租界设立到海关主权丧失，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教训深刻。因此，当中国领导人受到21响礼炮、战机护航及总统接机等高规格礼遇时，公众的情感冲击是真实且必要的。这表明主权平等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可见的现实。
然而，大国叙事不能止步于“平视”。在实现平等地位后，焦点应转向谁能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虽具霸权色彩，但也推动了航路安全、规则制定、发展贷款及技术扩散。若中国寻求的是不同于“复仇式崛起”的大国形象，需在AI治理、气候变化、债务管理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比美国更具可预测性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如今，最初提出该理论以警示中美冲突风险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已从警告者转变为呼吁合作的倡导者。然而，跨越陷阱并非依靠宣言，而需落实三项关键举措。
首先，建立危机护栏。在军事、网络及AI领域，必须确保双方随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其次，明确竞争边界。芯片领域的竞争不应导致对方银行被排除出结算系统；模型竞赛不应默许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扰乱对方社会。最后，促进民间交流。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访华、大熊猫保护、治沙成就及合唱团活动等“软实力”元素，构成了关系稳定的缓冲层。
践行“工合”精神需聚焦实际行动
“工合”在历史上行之有效，是因为前线面临弹药、棉衣及电台等物资短缺的严峻现实。当前，人工智能也处于类似的临界点：若不设置安全机制，模型可能失控；若不防范认知战，民主制度与治理能力将受损；若缺乏跨境核查机制，灾难性风险将无视国界蔓延。
从二战时期的“工合”到数字时代的防护栏，核心逻辑未变，即“非合作不可”。变化在于对手更加抽象，不再是身着军靴的侵略者，而是算法中的偏见、语料中的谎言、算力中的垄断以及危机时刻无人接听的电话。
若中美希望真正继承“工合”精神，不应仅停留在总统在白宫的口头承诺上。应促使两国防长敢于拨打热线，AI团队共享事故报告，台湾问题回归“反独、谨慎处理”的硬性约束，确保降税清单得以落地而不被国会推翻，并推动全球语料治理避免因封闭而低效。唯有做到这些，80年前的“工合”精神才能穿越时间，在当今时代生根发芽。大国相处的智慧，不体现在欢迎辞中，而体现在下一次危机时的沟通效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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