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90席价值几何？林蓓茵专栏：先做实履职证据，再谈规模调整-硕谷新闻聚合

林蓓茵个人专栏｜香篱春暖

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于10月4日在电台访谈中提及，围绕90个议席所产生的公共资金支出问题，未来或许值得重新审视与检讨。她同时向议员们寄予厚望，呼吁大家“尽责、尽力、尽心”地为民发声。既然议会运作依赖于公共资源，市民完全有权利追问这笔巨额投入究竟换回了什么成果。若要严肃回应这一关切，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计算减少一个席位能省下多少钱，更应深入考察议会实际需要承担哪些职能。笔者主张，在当前阶段，首要任务是在现有架构下，进一步夯实议员之间的分工协作、调研深度以及政策跟进力度，随后依据扎实的履职记录来深化关于议会规模的讨论。这并不意味着认定90席就是最优配置，而是指出在尚未厘清工作需求、代表性实质及实际效益之前，不宜将增减席位数量视为提升效能的主要手段。

成本核算需透明
审议价值亦不可忽视

根据2026/2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总目112“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开支约为11.77亿港元。其中，“议员办事处及酬金”这一纲领下的拨款约达4.39亿港元；其余部分则涵盖了议会行政事务、法律服务、投诉处理、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支持性服务。由于共同支援的需求会随着工作量的波动而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总额除以90，就误以为每减少一个席位就能节省相应的固定金额。与此同时，用于支持议会运作的各项开支也应接受持续的审查，绝不能因为其职能的重要性而豁免于绩效评估（衡工量值）之外。

《基本法》第73条明确赋予立法会审核政府预算、批准公共开支以及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的权力。如果议员能够在政策正式落实之前发现执行层面的潜在困难，并协助修正设计方案，那么日后可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进行补救的情况便有望得到缓解。在评估议会是否实现了“物有所值”时，这种预防性的贡献理应被纳入考量范围，但前提是必须有具体的案例作为支撑，而非仅凭抽象的理论推论。

第七届立法会在2022年至2025年间共通过了130项法案，并对659项采取“先订立、后审议”模式的附属法例进行了细致审阅。时任主席梁君彦在2025年的年终总结发言中也提到，该届政府在提出法案修正案时，有近半数是在吸纳了议员们的意见之后才形成的。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议员参与审议工作的具体面貌；然而，下一步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修改使得条文表述更加清晰、执行过程更为顺畅，或者更能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需求？

此外，探讨议会规模的问题也不宜单纯依赖外国的经验寻找答案。学者德桑托（De Santo）与勒莫（Le Maux）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中，结合来自13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议会规模的影响。研究指出，关于改革效果的分析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其跨国比较分析并未深入探讨因果关系。因此，香港本地的讨论应当回归自身的职能定位和工作实际需求，而不能仅凭人口比例或开支多寡来草率下定论。

多元背景议员
旨在理解不同群体处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7月1日举行的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祝大会上，对特区政府提出了殷切期望，强调要“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这句话促使我们反思，议政工作应如何更好地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要将宏观目标落到实处，就需要有人能够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带入政策讨论的核心环节。

以安老服务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位既要忙于工作、又要陪同长者复诊的家庭照顾者。他所关心的，可能不仅仅是服务名额的数量，还包括接送时间是否能与其工作安排相匹配、申请流程是否便捷高效，以及长者回家后是否有专人接手照料。具有财务背景的议员可以检视资助计划的可持续性，医护与社会福利领域的专业人士可以分析服务衔接中的痛点，而熟悉地区情况的议员则可以进一步了解家庭在实际操作中承受的具体负担。

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研究表明，在群体间互信不足、利益诉求尚未清晰形成等特定情境下，拥有相关生活经验的代表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沟通，显著提升议事讨论的质量。这一理论为重视生活经验提供了学术依据，但这并不等同于只要背景相同就能自然地实现良好代表。议员仍需走出自己熟悉的舒适圈，主动接触那些较少出现在正式公共讨论场合的人群。

笔者认为，多元化背景的真正价值在于赋予议会能力，去发现同一项政策对不同人群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即便大家对政策目标达成共识，对于实施路径仍可能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尽早提出基于事实的疑问，有助于政府更全面地完善方案。议员虽然熟悉各自所属界别，但也应将个别诉求置于整体需求的框架下进行考量，阐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其他群体可能受到的连带影响。

强化组织协调机制
持续追踪政策落地情况

香港目前已经具备推进这项工作的基础条件。《立法会议员守则》第1.5条明确要求议员加强调查研究，拓宽专业领域，并依据事实和证据依法行使监督权。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些要求，可以在现有的事务委员会内部，率先选取两三项涉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民生议题，试行更具系统性的调研分工模式。

继续以安老服务为例，参与的议员可以根据各自专长，分别深入了解服务对象、前线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机构的实际处境，随后共同对比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某项安排可能对机构而言操作便利，但是否会增加申请者的额外负担？某项新要求初衷虽好，前线人员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去有效执行？这样的分工并非将议题割裂为各自的封闭领地，而是为了让审议过程掌握更多原本容易被忽略的关键信息。

今年9月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了105个关键指标，并提出要定期监测和评估实施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这恰好为政策的持续跟进提供了具体的方向指引。委员会可以选择相关的民生议题，既关注既定目标的完成进度，也体察服务使用者的真实感受，从而协助政府及早识别出落实过程中的难点。

例如，在讨论服务供应问题时，除了查看名额是否有所增加，还可以询问轮候者获得合适服务的速度是否加快、照顾者的身心负担是否减轻。政策建议方面，则应详细交代可行的选项、所需的资源配备以及明确的执行责任归属；对于证据尚不充分的地方，应清晰地指出还需要补充哪些数据。这些工作完全可以沿用现有的委员会文件和会议安排来进行，无需另行设立新的机构。

经过一年的试行期后，可以评估这种分工模式是否减少了重复调研的现象、弥补了信息缺口，并促成了有据可依的政策改进。对于那些需要多年持续推进的政策，则应设定阶段性的检视时间点，持续跟踪政府的回应措施和实施进展。议员个人的贡献应当如实陈述，同时也须厘清政府及其他执行机构的责任边界，避免将整项政策的最终成果简单归功于个人。

以具体履职贡献
回应“90席之问”

外界对议席数量的质疑，可能源于对开支的关注，也可能反映了对代表性、履职成效或工作透明度的更高期待，不能简单地通过几篇新闻报道来概括所有人的看法。对于议会而言，更具建设性的回应方式是将这些关切转化为具体的履职要求：是否能够广泛接触不同群体、能否提出基于证据的建议，以及在讨论结束后是否继续进行跟进。

现行守则已规定议员每年需提交公开的工作报告，内容涵盖主要成就、会议出席情况及经调研分析后提出的政策倡议。在此基础上，每位议员可以挑选少量重点个案，详细说明问题是如何被发现的、建议的依据是什么、政府作出了何种回应，以及后续产生了哪些变化。评估体系也应包容那些需要长时间处理的复杂难题，以及虽有理据但未被采纳的意见，避免仅以发言次数或建议采纳率作为衡量高低的标准。

今年7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立法会议员举行座谈，鼓励议员加强学习、认真履职，并期望立法会更好发挥作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治理效能，切实解决市民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将专业知识、社会联系网络以及调研所得更好地整合起来，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可以不断深化的工作内容。

90个议席能够容纳多少种不同的经验，与这些经验能否真正改善政策质量，是两个紧密相连却又独立存在的问题。笔者主张首先将这第一步走扎实，让关于议会规模的讨论建立在更充分的实证基础之上。当一项原本不易被看见的困难得到正视，当一个家庭因为政策优化而少受奔波之苦时，议席所承载的公共价值便有了市民能够真切理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