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就在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启程前往北京展开经贸磋商的关键时刻，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罕见地联名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信中并未直接点名中国，却强烈呼吁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贸易防御手段，以应对所谓的进口商品挑战。这份附带被称为“非正式文件”（Non-paper）的建议书，显露出欧洲两大经济体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
在德法两国的叙述框架下，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已被描绘成对欧洲整体工业模式造成“剧烈冲击”的因素。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攀升至3,610亿欧元的高位。这一数字在舆论场中被进一步渲染包装，演变成“每天流失10亿”的恐慌性宣传口号。
事实上，欧盟针对中国实施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24年，布鲁塞尔便已通过对华电动汽车征收反倾销关税的决定。然而，长期以来，法国和德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存在深刻分歧。尽管当时欧盟内部票数足以通过该关税法案，但作为欧盟经济引擎的德国却投下了反对票，显示出其立场的独特性。
汽车产业被视为中国产品威胁的象征性领域。今年8月，凭借未受欧盟电动车关税波及的混合动力车型，中国厂商继续在欧洲市场扩张版图，占据了接近12%的新车销售份额（含尚未对中国实施电动车关税的英国市场）。这一比例相较于去年8月的约6%，实现了翻倍增长。
若将目光投向疫情前的基准线，情况更为严峻：与2019年相比，欧盟的汽车产量大幅萎缩了近18%。鉴于汽车工业支撑着欧盟总体就业的6%，这一趋势自然引发了各成员国的高度警觉。
进入9月初，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亦称福士汽车）再次批准了一项规模空前的裁员计划。根据方案，该公司将在2030年前削减10万名员工，并在2035年前将其车型数量减少50%，以此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传统上，德国是对华出口的重要枢纽，并一贯抵制保护主义倾向。但随着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叠加俄乌战争及当前伊朗局势导致的能源成本飙升，德国业界代表逐渐形成共识：面对中国产品的挑战，现有的商业模式已难以为继。
自默茨去年接任总理以来，其对华姿态明显趋于强硬。今年9月，其领导的基民盟（CDU）在多地地方选举中遭受重创，分析普遍认为，大众汽车宣布的大规模裁员所引发的负面社会氛围，是导致执政联盟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上述背景，经过自7月以来德法双方的密集磋商，默茨最终选择站在更倾向于保护主义的马克龙一方，共同构建起德法联合阵线，以应对对华贸易挑战。
颇具戏剧性的是，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Péter Magyar）正积极重新审视前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时期遗留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与此同时，同样对华友好的西班牙社民党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于10月5日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在右翼政党民调大幅领先的背景下，此举被视为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
因此，德法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形成的共同立场，不容外界低估。
“快速二次反击”机制直指中国
默茨与马克龙提案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在于引入“快速二次反击”措施。他们主张，一旦欧盟实施了旨在“重建公平竞争环境”的贸易限制，若他国发起经济或政治层面的报复行动，欧盟应具备迅速回应的决定性能力。具体而言，欧盟委员会应获得自主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力，无需经过成员国“特定多数票”（Qualified Majority，即至少55%的成员国家且代表至少65%的欧盟总人口）批准；反之，只有当成员国通过特定多数票明确反对时，方可叫停该行动。这实质上是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的一次重大放权。
此外，德法建议此类快速反击机制应覆盖各类“扭曲市场”的行为，范围从国家补贴、汇率操纵延伸至单一生产环节乃至整个行业。在两人的联署信中，还特别强调这种二次反击应包括“立即切断”相关主体进入欧盟市场的权利。
同时，两国还敦促欧盟委员会开发一套全新的“多元化战略工具”，以降低欧洲对特定国家供应链的过度依赖。该工具需综合考量来自特定国家、企业或利益相关方的进口集中度，以及全球市场份额等多维因素。
目前，中国已对欧盟乳制品、猪肉及白兰地等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税，外界普遍解读为对欧盟电动车关税的对等反制。
上周，有消息称欧盟正准备强制企业减少对华依赖，并拟推出类似美国针对所谓“不公平贸易”的301条款式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发出警告，指出若欧方一边对话一边加码施压，将严重破坏双方互信，干扰磋商进程。随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按照德法提案的逻辑，这些来自中国现有或潜在的反制措施，未来都可能成为欧盟启动“快速二次反击”的目标。
尽管欧盟近年已通过《反经济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ACI），但该工具的启用流程繁琐，需历经数月调查，且必须经成员国“特定多数票”通过方可实施。正因如此，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针对去年上台后对欧发动贸易战的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这一利器从未真正投入使用过。
除快速反击机制外，默茨和马克龙还提出了一系列传统的保护主义方案。首先，他们主张欧盟应更激进、更高效地运用现有贸易救济工具，包括扩大贸易官僚机构编制，增加贸易调查频次，并将调查对象从特定商品扩展至整个行业的“贸易扭曲”行为。
其次，两人提议改革现行的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Safeguards）法规，以便在面对进口激增时能更快地出台限制性举措。
再者，除了推动欧盟产品拓展其他市场准入、破除非关税壁垒外，默茨和马克龙还支持强化欧盟自身的产业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关键领域的本土生产能力，在核心技术及产业中确立优先采购欧盟内部产品的规则，并加速在今年年底前通过《产业加速法》（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该法案预计将包含“欧盟制造”标识、低碳标准采购要求、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欧盟持股门槛以及限制技术转移等内容。
此次德法联手进行的无差别“对华亮剑”，一方面意在为本周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提供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也是为下周即将举行的欧盟峰会做铺垫，彰显欧盟核心的“德法轴心”已在对华贸易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
然而，深入剖析可见，这次“对华亮剑”的战略基础建立在三个错误的认知前提之上。
“命不久矣”的法德领导人
首先，虽然历史上德法共识往往等同于欧盟的政策走向——例如疫情期间共同推出的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但当下的德法政府均深陷国内政治动荡，其协同制定长远政策的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就法国而言，马克龙的任期即将结束，下一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是极右翼国民集会（RN）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后者提出的降低退休年龄等民粹主张被认为脱离财政现实。目前，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飙升至2002年以来的最高点，法国央行警告高利率正在扼杀政府财政。加之法国长期赤字累累，本月提交的预算案未能有效遏制债务扩张，高中校园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矛头直指教育资源匮乏问题。
在德国方面，默茨虽刚上任一年，但其民意支持率已跌至10%的历史低位。尽管在9月地方选举失利后坚持留任以推进改革，但这更多是因为党内缺乏明确的替代人选。政界普遍观点认为，默茨已处于“政治死亡”状态，难以翻身。与此同时，德国第一大政党竟是疑欧程度高于疑华的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
名义上，马克龙和默茨分别代表法德两国，但实际上，二者皆非各自国家的未来掌舵人。
欧盟缺乏与中国相当的行动力
其次，欧盟本质上是一个由27个平等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联合体，其决策和行动效率必然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德法高调宣示的强硬贸易工具，仍需经历漫长的欧盟程序审批；而中国若要出手，则可即时生效。去年中国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时，欧盟随即深受其害，便是最有力的例证。
在未来12个月内，欧盟将进入关于下一个七年预算周期（2028-2034年）的激烈博弈期。默茨联合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和芬兰五个“节俭国家”，试图削减占预算三分之二的农业补贴及对贫困地区的援助资金，转而投入国防和创新产业。
尽管学界对于为何农业补贴属于欧盟事务而非国家事务存有争议，且较贫穷国家已通过欧盟单一市场获得了大量发展红利，未必需要巨额额外援助，但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会轻易松口。各国领袖已准备好迎接一场旷日持久的布鲁塞尔预算争夺战（参考2020年最后一轮峰会历时五天四夜的盛况）。
加之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将在未来一年内举行大选，此时要求各国向欧盟委员会让渡更多权力以通过强硬贸易工具，时机显然不成熟。在欧盟尚未理清自身策略之前，中国若采取行动，早已见效。
中国进口真的摧毁了欧洲制造业吗？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尽管欧洲汽车工业确实面临中国进口车的严峻挑战，但中国带来的产业冲击其实高度集中，而欧洲本土产业已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和应对。
依据《经济学人》于9月末刊载的深度报道显示，欧盟制造业在整体经济增加值中的占比多年来稳定维持在约16%的水平，并未出现显著下滑趋势。真正经历明显衰退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德国与意大利等国。自2023年起，尽管欧盟制造业就业岗位总量减少了2%，但其中高达80%的损失源自德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师等高技能职位反而增长了7%。与此同时，制药、航空及电子行业的就业规模在同一时期也呈现上升态势。
此外，来自中国的进口实际上对欧洲工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数据显示，在2023年对中国全球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前100类产品中，约有四分之三属于零部件或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中间品。根据欧洲央行发布的一份涵盖2000年至2022年的研究报告指出，那些受到中国中间商品进口影响的行业，其年均工业生产增长率提升了0.6个百分点；相反，仅受中国终端产品进口冲击的产业则下降了1个百分点。
该文还列举了多项实例以佐证欧洲产业正通过自主升级实现转型。欧洲制造商日益倾向于提供增值服务，此类业务自2024年以来实现了21%的增长。例如，丹麦风力涡轮机巨头维斯塔斯（Vestas）签署了更多维修合同，而德国西门子则收购了多家软件企业。即便是被视为中国进口商品主要受害者的德国，其在每百名员工拥有的机器人数量方面仍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韩国，这充分彰显了其在生产制造创新层面的技术迭代与升级成果。
《经济学人》最终得出结论：欧洲不应沉溺于对昔日辉煌工业时代的怀旧之中，因为当前欧洲依然蕴藏着巨大潜力，应将战略重心转向如何高效利用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力量。（注：尽管目前公众视线多聚焦于AI大模型研发前沿企业，但我们无法断言从AI生产力革命中获取最大收益的主体究竟是模型开发者还是使用者。）
唯有致力于自我革新才是参与产业竞争的正道，保护主义策略终将导致损人不利己的局面，是一条缺乏远见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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