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笔者梁名峰曾于“01论坛”发表文章《贫穷已成广泛社会风险 单靠“精准扶贫”足够吗？》。该文提及欧盟委员会本年度推出了首份全面的《EU Anti-Poverty Strategy》，并设定了在2050年前消除贫困的长远目标。这一举措标志着国际政策思维的重大转变：贫困不再仅被视为少数人的个别困境，而是可能影响整体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风险”。在此框架下，扶贫政策的重点已从“找出谁最穷”转向“如何降低更多人跌入贫困的几率”。与此趋势相呼应的是，英国政府上月宣布关闭社会流动性委员会（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同时成立了全新的“阶级事务组”（Class Unit）。
从促进社会流动到正视阶级不平等
值得关注的是，在宣布成立全新“阶级事务组”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关闭了原先主要负责研究和倡导工作的“社会流动性委员会”。英国女性及平等事务大臣Bridget Phillipson指出，长期以来，英国社会未能充分正视阶级不平等问题。然而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是学业成绩、健康状况还是平均寿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往往跨越数代人，深刻影响着底层家庭的人生机会。因此，阶级不应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而应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具体架构上，新设立的“阶级事务组”将隶属于“平等与机遇办公室”（Office for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并与种族、性别、LGBT+及残疾等单元并列运作。这象征着英国政府首次正式将“阶级”纳入国家平等政策框架之中。此次体制改革意味着相关工作未来不会再局限于研究、建议及公众教育层面，而是直接融入政府核心结构，由部长及官员承担政策责任并推动落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标志着英国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从过去更注重个人社会流动的促进，转向直面工人阶层和低收入家庭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强调政府有责任通过公共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不同阶层的生命机会。
让低收入群体进入决策视野
新专责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全面推动《Equality Act》中的“社会经济义务”条款。该条款赋予法律约束力，要求所有公共机构在制定重大政策、规划公共交通、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进行预算分配时，必须依法评估相关决定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并考虑如何改善他们的发展机会。
除了法律实施外，专责机构还将介入公共服务体验、健康差异及就业机会等领域。这种将“社会经济福祉”融入所有公共政策评估的做法，恰好呼应了欧盟将贫困视为结构性风险的思维方式——即不再仅仅事后补救最贫困的群体，而是通过法定机制和政策资源分配，从制度源头减少更多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精准扶贫要确保公平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香港政府积极推动“精准扶贫”，强调将资源集中于最有需要的群体。今年6月发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仅介绍了针对各类目标群体（如劏房户、单亲家庭及全长者户）的支持措施，还涵盖了公屋、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普惠政策的资金投入情况，并首次尝试以“社会资源价值”的概念量化部分服务的效益。
然而，相较于详细列出资金规模和受益人数，报告中关于相关政策是否有效改善基层家庭处境、缩小社会差距以及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分析相对有限。当社会不再以贫困线作为主要政策讨论框架后，公众的关注点容易集中在受益人数和资源投放上，而对整体社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关注则较少。
实际上，贫困与不平等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一个社会即使成功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仍可能面临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英国设立“阶级事务组”的重要启示之一，正是提醒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谁是最贫困的人群，更要关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生机会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流动的阶梯是否在逐渐收窄。
尽管香港近年经济逐步复苏，但许多市民并未感受到同步的经济改善。沉重的住房负担、高昂的教育和护理开支，加上部分基础服务行业的经营压力，使得不少有工作的家庭难以显著提升生活质量。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单纯依靠努力工作已不足以复制上一代通过教育和就业实现社会流动的经验。这些现象未必完全体现在贫困人口数字中，却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扶贫政策不仅需要聚焦于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还需持续关注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布、在职贫困、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英国推行的“社会经济义务”理念之一，是要求公共机构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主动评估其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影响。这对香港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在探讨劳工保障、最低工资、托儿服务、基层医疗、老年人照护和社会福利等政策时，除了考虑财政成本和行政效率外，还可以更加系统地评估这些措施对低收入家庭、在职贫困人口及基层劳动者的影响，以及它们是否有助于拓宽发展机会。如果能将促进社会流动性和降低不平等风险的目标纳入政策评估体系，将有助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扶贫不只是救助，更是创造机会
英国设立“阶级事务组”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并不在于增设了一个政府部门，而在于其背后反映出的政策思维转变：不平等不仅仅是福利政策的问题，更涉及教育机会、健康差距、公共服务、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流动性等多种结构性因素。
回顾香港的情况，近年的精准脱贫工作确实为许多基层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随着贫困逐渐被视为一种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风险，政策讨论或许不应停留在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还应关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人生机会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流动的阶梯是否在变窄。
真正成熟的扶贫政策不仅是帮助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更重要的是避免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或个人际遇成为限制个体发展的障碍。只有当社会层级不过度影响一个人的成长机会，当社会流动性不因出身受限，扶贫才能真正超越单纯的援助范畴，成为推动公平正义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制度安排，并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看到向上的希望。
作者梁名峰拥有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工作；另一位作者陈炜婷则是民间研究员，专注于政策研究及社会影响力评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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