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处拘捕邓浩荣：拆解“831”谣言背后的证据真空与叙事陷阱-硕谷新闻聚合

李颍彰律师专栏

在国庆前夕，警方国家安全处依法采取行动，逮捕了网络媒体“Boom News 爆炸头”的创始人兼主持人邓浩荣。指控称其涉嫌发布具有煽动性质的虚假信息。这一举动引发了部分传媒机构及香港记者协会的高度关注与回应。随后，警方发布公告澄清，明确指出所谓“831事件”缺乏事实依据。该声明公布后，网上讨论热度迅速攀升，争议焦点多集中在警方公告中关于“何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的解释上。然而，当前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围绕8月31日的死亡传闻是否具备任何事实基础？相关论述是否长期建立在无证据支持的指控之上？此外，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否足以成为涉及此类行为时的免责理由？

国安执法打假
审视死亡传闻的逻辑漏洞

若要回答上述疑问，首要任务是厘清事件本体与其衍生出的各种叙事之间的区别。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内确实发生过冲突以及警方的执法行动，这一点在社会上并未引发太大争议。然而，此后广泛流传于公众视野中的，不仅仅是对执法过程的质疑，更包含了诸如有人在站内死亡、遗体被秘密处理，甚至当局刻意隐瞒真相等严重指控。

当一种说法长期以“死者”、“冤魂”或“被消失者”等概念为核心向大众传播时，其性质便超越了单纯的提问，转而成为一种特定叙事的构建与强化过程。因此，警方国家安全处所指的“假消息”，其焦点未必在于否定当晚曾出现冲突或执法行动，而在于质疑围绕死亡传闻形成的一系列指控是否拥有充分的事实支撑。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相关讨论究竟应基于情绪与政治象征，还是应以证据、事实及可验证性作为准则。

支持相关死亡传闻者经常提出所谓的“真相未完全公开论”，认为港铁未公开全部闭路电视片段、部分影像记录存在缺失，加之事件初期信息混乱，故仍无法完全排除有人死亡的可能性。然而，此说法本身面临一个基本且重要的证据问题。重大指控理应由提出方负责提供证据支持，而非要求被指控方无限期证明某事从未发生。尤其当指控涉及执法部门导致市民死亡时，更须建立完整而可信的证据链，包括死者身份确认、死亡记录、家属报案资料、遗体处理记录以及其他客观可验证的证据。

六年未见关键证人
荒谬传言不攻自破

问题的关键在于，时光流逝六载，上述核心证据始终未曾现身。相反，当年一度被广泛传播、甚至被视为死亡传闻重要佐证的“韩宝生”个案，其后由被捕人士王茂俊于2020年公开露面拍摄视频，承认自己就是外界所称的“韩宝生”，并表示已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这宗曾被赋予高度象征意义的案例，不仅未能支持死亡指控，反而成为相关传闻缺乏事实基础的典型例证。此外，过往数年间，为数不少的港人选择“逃离”香港，前往西方国家追求所谓的“自由空气”，其中不乏2019年“黑暴”期间的中坚分子及领军人物，但从未有人站出来指证831事件中曾有人员死亡。

事实上，此类现象并非仅见于831死亡传闻。2019年“黑暴”期间另一宗备受关注的“爆眼女”事件，同样反映了未经充分查证的信息如何迅速演变为具有强大政治动员能力的公共叙事。事件发生后，“爆眼”、“永久失明”、“警方射瞎示威者”等说法迅速占据舆论中心，“还眼”也随之成为广为流传的政治口号。其后大量示威者以纱布遮眼，当中不乏当年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相关意象更被大量海报、标语、集会及媒体报道引用，逐渐演变成整场运动的重要象征之一。

然而，时隔多年，公众对当事人实际伤势及视力受损程度仍未掌握完整且具有权威性的公开医疗证据。当事人其后离开香港，先后有报道指其前往台湾及移居加拿大。至于其最终伤情、视力状况及受伤原因，社会上长期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有人认为其右眼视力严重受损，亦有媒体根据后来公开出现的照片观察，指出当事人双目“炯炯有神”，从而质疑早年部分流传说法的准确性。无论外界对事件本身持何种立场，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许多关键事实尚未获得充分确认之前，相关的政治象征及社会情绪其实早已固化形成。

象征凌驾真相
记忆沦为政治工具

若将“爆眼女”事件与831死亡传闻置于同一脉络下观察，两者呈现出相似的传播模式。部分尚未获得充分证实的重要信息，在情绪高度对立的社会环境中，往往能够迅速突破事实核查的速度，率先进入社交媒体及网上舆论空间。随着反复传播、集体纪念及政治动员的持续进行，其象征意义甚至可能逐渐超越事件本身。当公众开始围绕某种既定叙事形成身份认同与情感连接后，后续证据是否充足，反而容易退居次要位置。

在此情况下，若仍持续以“831死者”、“太子站冤魂”等说法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相关论述与现有客观事实之间显然存在难以忽视的巨大落差。从此角度审视，问题核心并不在于不同政治立场如何评价个别事件，而在于公共讨论是否仍愿意接受证据检验，以及是否容许事实修正既有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软对抗”论述亦出现明显转变。与其继续集中讨论死亡传闻是否成立，不少论述开始将831重新定位为2019年“黑暴”的转折点、警民关系恶化的象征、社会信任危机的缩影，甚至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此种论述策略的作用在于，即使接受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有人死亡，仍可维持831在政治叙事中的特殊地位。

拒绝虚构抹黑
回归理性求证之路

然而，正因如此，更有必要重新检视相关纪念活动及公共论述的实际内容。若831仅被视为一宗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其政治争议或许相对有限。但若相关活动长期围绕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警方隐瞒真相”等未获证实的指控展开，其意义便不再只是单纯回顾历史，而是在持续传递特定的政治讯息。因此，争议焦点从来不只是献花、悼念或集会本身，而是这些行为是否同时承载及延续某种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指控。

在此背景下，再回到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角色问题。有种意见认为，只要相关内容以新闻报道形式呈现，便应受到充分保障。然而，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资讯主张均无须接受事实检验。媒体的核心功能固然包括监察权力、记录社会争议及提出质疑，但同时也有责任区分已证实事实、合理怀疑与纯粹推测之间的界限。若某些平台长期以“警暴”、太子站为“屠站”、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等未经证实的叙事框架作为报道基础，其角色便可能不再仅是资讯传递者，而同时涉及价值塑造、舆论建构及政治动员。当新闻工作逐渐与特定政治叙事深度结合，并持续重复传播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重大指控时，其社会功能与评价自然有必要接受更严格的审视。

由此观之，理解当前争议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涉事人士是否具备新闻工作者身份，而在于有关内容本身是否建立于可靠事实基础之上。警方国家安全处所关注的焦点，未必是新闻工作本身，而是相关内容是否透过持续散播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重大指控，从而激化特定政治情绪、加深社会对立。

无论外界最终如何评价此案，围绕831的讨论若要具备公共说服力，终究仍须回到同一基本原则：任何足以影响公共认知、社会秩序乃至政治判断的重大指控，均应接受证据检验。否则，当传闻被反复传播而成为既定印象，当象征逐渐凌驾事实之上，公共讨论便容易由追求真相演变为维护叙事。届时受到侵蚀的，不仅是个别事件的事实基础，更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理性讨论的共同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