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鸡「香港之夜」总导演胡薇：三年，香港之夜到底想做什么？

时隔三年回望，那个答案其实早在首秀之夜便已萌芽——它未见于任何书面策划，而是生长于每一位登台者的身影与每一双注视的目光之中。

首届：构建沟通之桥

问：在第一届“香港之夜”中，您将其定位为“桥梁”。这座桥连接的两端分别是什么？

答：一端系着华语影视产业，另一端通向全球市场。

彼时业界常感叹：“我们的作品虽优，却难出海。”反复聆听后我逐渐意识到，症结不在内容本身，而在传播路径。一部佳作所匮乏的并非翻译，而是一个能让海外买家、策展人及同行愿意驻足并深度欣赏的场景。

因此，首届主题确立为《文化东方：影视作品出海计划》。我们摒弃宏大叙事，仅专注于一事——搭建通路，借助国际传播矩阵，实现作品的直接触达。

那一夜过后，我深刻领悟到：相较于优质内容，传播渠道更为稀缺。

第二届：提振士气，播种未来

答：因为此类事宜，由香港承担最为适宜。

华语电影辐射范围最广之地乃香港。而留给几代人的香港记忆核心在于武侠——旋律响起，剧情走向便了然于心。其传递的不仅是热闹，更是正气：弱者得助，不公受治，承诺必践。无数人在这种价值观熏陶下成长。

该届活动定于2025年举行。当时宏观环境无需赘言，周遭人士迷茫且受挫，甚至质疑坚持的价值。在此情境下，理性说教苍白无力。若强调“前景广阔”，只会加剧疲惫感。

故我选定“江湖”概念。当晚，我们将经典武侠配乐逐一串联。串场环节与节奏把控均由我亲自敲定。为何选择音乐？因其超越逻辑，直抵人心。某些前奏初现，全场即刻沸腾。开场由香港中乐团联合国乐团现场演奏，徐小明导唱《男儿当自强》——那一刻唤醒的并非票房数字，而是童年电视机前的记忆，那份相信世间公道存在的初心。

此届唯一目标是在信心低谷期提振士气。信念非计算所得，而是源自内心不服输的韧性。

答：我不愿止步于一场活动。

散场即终结，灯光熄灭后一切归零。我期望“香港之夜”转型为激活行业的平台，既提供信心，也赋予机会与通道。市场寒冬之际，能重新凝聚人力者，方具不可替代性。

众人视信心为经济议题，我却认为其本质关乎情绪。数据用于核算，情绪驱动决策。借“江湖”意象，我托举了在场数百人的情绪。此非煽情，而是我对行业的认知方式；若能鼓舞一人，便不虚此行。

问：该届还启动了《香港青年演员培育计划》。既然桥梁已建，为何聚焦青年演员？

答：桥通之后，需有人行走。

首年实践让我深感：作品出海不仅依赖剧本，更需具备国际辨识度的面孔与表演者。香港不缺明星，缺的是“接班人”。

故而第二届推出《香港青年演员培育计划》，携手高校开设大师班并设立基金。

基金规模有限，仍在扩充，但其价值超越金额。它向二十岁青年宣告：此路已有先行者，亦有人愿候你抵达。

行业最缺的从来不是资金，而是“耐得住寂寞的支持者”。

第三届：缘何定义“深度生活”

问：第三届核心命题定为“深度生活”。这一概念源于何处？

答：此命题半数源自个人成长经历，半数基于近年观察。

先谈成长背景。

出身华侨家庭，亲属多居香港。童年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在侨区长大，亦见证香港变迁。

香港予我的印象独特：真实纯粹。事务处理高效，执行专业透明，人际间存有自然尊重。后来我领悟到，这种尊重源于共识：大家深知赚钱目的所在。法治保障之下，人们无需耗费精力揣测人心或应付情绪。

而在侨区，我见过另一种同样美好的生活方式。昔日侨区自成体系，学校、医院、工厂俱全，日子安稳踏实，无须忧虑明日。有趣的是，当年侨区与香港连通，居民状态相似——不仅衣食住行相仿，对生活的期待亦趋同。

成年后方知，这两处令我怀念的特质实为同一事物——确定性。正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让人从容慢下来，认真生活。

随后时代演变。侨区辉煌渐褪，安稳氛围消散。这些年我常思索：如今物质远胜往昔，为何那种“可安心过日子”的笃定感反而缺失？

这是“深度生活”四字的第一重渊源。它非策划案术语，而是我从两处故乡点滴提炼出的感悟。

再论近两年。

我们这代人或许是历史上物质最丰裕的一代，但焦虑感普遍上升。个人与家人时间被压缩，手机信息过载，AI加速内容生产近乎失控。奇怪的是，共识愈发稀薄，人际沟通日益困难。

逐渐意识到：当虚拟内容足够逼真庞大时，人类本能开始“求真”。混乱催生对简单的渴望，喧嚣引发对宁静的追求，屏幕包围促使人们触摸真实——茶的温度、叶脉纹理、表情细节。

因此，“深度生活”非单纯活动主题，而是我对趋势的判断：未来稀缺的并非信息，是真实体验；并非流量，是内心安宁。

二者叠加构成“深度生活”起点。我们不再让世界“观看中国”，而是邀请世界“来此生活一段”。

本届以“深度生活——东方故事与全球青年影像共创计划”为核心，整合前两届“文化出海”与“青年培育”成果，邀请全球青年创作者，在专业人士引导下，深入内地、香港的城市、乡镇、非遗基地及产业园区，围绕“生活意义”拍摄纪录短片。

此非命题作文，而是自主探索。我们不指定拍摄内容，仅提供地点、时间与问题。

我希望跟随而来的年轻人，非为“拍摄中国”，而是找回自我——通过感官与触觉认真生活，在某平凡午后顿悟：原来向往的生活如此，而我可用专业能力为之做些什么。

若他们途中寻得些许答案，其作品说服力将远超任何宣传。

而我们共同追求的，也不止于影片产出。

沿途寻找的同路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镜头后的从业者——与我们一样，凭专业技能默默耕耘之人。他们坚信影像留痕，愿为后来者引灯铺路。纪录片导演、电影导演、影业负责人等……行业中始终存在这样一批幕后英雄：虽少露面，却培养了许多立足当下的年轻人才。我想汇聚他们，非为凑阵容，因单人之路难远，众人接力方能传承至下一代。

另一类是镜头前的生活家——至今仍致力于“让生活更美好”的人：制茶师、手艺人、设计师，或仅是用心过日子的人。希望他们在此相遇，找到方向：共同发现中国土地变革中的机遇，并将机遇转化为理想生活——和谐有爱，尊重并存，情义交融，温度常在。

这也是我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理解：文化非经济包装，经济非文化终点。二者本质相同——旨在提升生活质量。

本届成果将在香港回归三十周年之际集中展示。对我们而言，那是沉重时间刻度——桥建三年，终须让人看见彼岸景象。

从“展示”转向“共创”，从“交流”迈向“扎根”

答：两个关键词的转变。

首个转变，由“展示”至“共创”。

展示系单向输出——我演你看，鼓掌离场。共创则双向互动——共同创作，成品留存双方印记。

第二个转变，由“交流”至“扎根”。

我们并不邀请访客仅仅来“看”，而是邀请他们真正“住”下来。

这个说法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失礼——邀请人来观赏，那是主人的姿态；而邀请人入住，则是敞开家门接纳。但我坚信，唯有大门敞开，客人才会将此地真正铭刻于心。

为何由我担纲

问：这套策略你已践行三年。究竟是何缘由让你主导此事？

答：或许因为我对这两个领域都颇为熟悉。

我有着媒体从业背景，在《香港商报》深耕十余载，早已习惯用国际视野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达。我也深知，外界审视中国时，第一道滤镜往往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陌生感。

与此同时，我出身于华侨家庭。祖父那一代人，是从海外回归内地的。我自幼听着这些往事成长，深知“漂泊”与“归来”的滋味，也明白“根”对于一个人的分量有多重。

因此，我看待此事的视角，可能与纯粹从事影视创作的人有所不同。我并不执着于某部影片能否斩获大奖。我更关注的是——当一位外国青年完成拍摄返回家乡后，是否会对这片土地增添一分好奇、多一层了解。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

答：爱与希望。

这绝非空洞口号，而是我们行事的核心准则。拿出一部作品，首先要追问它是否给予人启发，是否让人看到希望。若不具备这些特质，即便技术再精湛，内容也是苍白的。

过去三年我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并非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认为这样做能让彼此变得更好。我始终笃信：媒体能够凝聚人群，影像可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二者结合，便能沉淀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以思考为基石，以善意为笔触，让“内容为王”再次成为行业共识。

采访临近尾声时，记者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问：据相关人士透露，你们家族在东南亚涉足众多行业，从产业到公益均有布局。对于家族未来的发展走向，你有何考量？

答：这个问题，我在接受采访时还是首次被提及。

涉及家族事务，关乎其他成员的隐私，我不便过多透露，敬请谅解。

我能分享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前行，期盼越来越好。但关于“越来越好”这四个字，我们家内部的理解可能与许多人不同——不在于规模做得多大，而在于回馈多少。祖父那一代人从海外归来，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并非金钱或地位，而是这样一句话：走出去要记得回来，得到时要记得付出。

所以，如果非要概括家族的“想法”，那就是这一条：在有机会的时候，持续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件事我们已经在做，也将一直坚持下去。

至于其他方面，那确实属于家事范畴了。感谢你提起这个话题。

说到此处，她稍作停顿，又将话题引回了祖父身上。

“我爷爷那一辈回国时，带回的是希望。”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做的，或许是把这份希望传递出去。”

明年，将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扛着摄影设备走进中国的乡镇村落。他们不一定精通中文，也不一定懂得品茶。

但他们将会记住某个下午的阳光，以及递给他们一碗茶的那双手。

这大概正是她所追求的东方故事中的“深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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