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第七十九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朴赞郁

「我渴望的不是潮流，而是五十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谁拿了金棕榈」

——专访第七十九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朴赞郁

撰文：马星旭

如果不了解他是谁，你大概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他的电影联系起来。摘下眼镜，笑眯眯地等着翻译把问题转述给他——这就是朴赞郁坐在我们面前的样子。

他与戛纳的缘分，几乎也是韩国电影融入世界电影语汇的一种缩影和折射：2004年，《老男孩》横空出世，在戛纳摘得评审团大奖，那一年的评审团主席是昆汀·塔伦蒂诺，据说他对这部片子几乎是一见倾心；

五年后，《蝙蝠》再度入围，与安德里亚·阿诺德的《鱼缸》分享评审团奖；

2016年，《小姐》挟着对莎拉·沃特斯原著的大胆东方化改写杀入主竞赛，繁复的叙事迷宫与浓烈的官能美学令整个戛纳为之侧目，最终虽与奖项擦肩而过，却成为那届争议最大、也讨论最久的作品；

2022年，他带着《分手的决心》回来，尽管自嘲是“老套的爱情故事”，但凭借对人心欲望迷网和情感纠葛的精妙展演，无悬念捧得最佳导演；

九年前，他还以评审团成员的身份坐在这里，那届主席是阿莫多瓦，他们将当届的金棕榈颁给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方形》；

现在，轮到他坐到了主席的位置上，成为戛纳七十九年历史上第一位来自韩国的评审团主席。

回想起我们采访历届评审团主席的经历，鲁本·奥斯特伦德风趣幽默，妙语如珠把记者们逗得哈哈大笑；格雷塔·葛韦格略显紧张，言语间还透露着对评审主席职位的思考；朱丽叶·比诺什则神秘到底，坚决不透露任何个人偏好和倾向；

而朴赞郁——这位以残酷、情欲与黑色幽默构筑个人风格的电影人——在面对我们的采访时，却表现得相当儒雅和低调。

他自带一种沉郁的气场，温润、克制，和他银幕上那些汹涌的欲望与暴力，形成一种几乎让人错愕的反差。

他耐心地倾听每一位记者的问题，却也会轻言细语地纠正翻译偶尔不准确之处；

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之间始终隔了一层，佯装表示我们听懂韩语是虚伪的，却也只能随着他语调中的抑扬顿挫而频频点头，那种谈话的激情和火花，来得比想象中要迟，却也为我们彼此带来更多缓冲的时间，让他得以从容思考每一个问题，再不疾不徐地给出那些直抵核心的回答。

在评审方式上，他毫不讳言阿莫多瓦是一位“模范主席”，并表示要效仿他的风格；

而谈到和汤唯即将开启的二度合作，他掩饰不住对汤唯的欣赏和赞美，那也是整场采访中他为数不多的神情放松的时刻；

自维姆·文德斯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我们应当远离政治”的言论引爆舆论之后，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似乎成了烫手山芋，对此，朴赞郁也毫不回避，多次直白回应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完整采访如下：

凤凰网娱乐：您是首位出任戛纳评审团主席的韩国电影人，这是韩国内容在全球影响力上的高光时刻。您认为，其他市场——比如加拿大——能从韩国的文化经验中汲取到哪些经验？

朴赞郁：《鱿鱼游戏》的主创、BTS的成员、《寄生虫》的导演，这些人我和他们都非常熟悉，每当看到他们创作出如此惊人的作品，我自己也会好奇：到底是什么，让韩国内容变得如此独特？

若要我给出一个答案，我想那或许与韩国近现代史有关。从日本殖民时期，到推翻独裁、实现民主化，这一路我们经历的起伏实在太剧烈了。那种跌宕，让韩国人的情感有着很宽的频谱，甚至有些夸张，经历过的苦难与欣喜，都是真实且深重的。

也正因如此，这些内容在情感上能够与全世界的观众产生共鸣。

特别是考虑到前任总统——不是最近这位被弹劾的，而是更早的那一位——执政期间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列出了一份需要被排除在资助之外的电影人名单，这在韩国社会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也成为推动那位总统最终被弹劾的重要原因之一。所有参与制定这份黑名单的政府官员，后来都被解雇和起诉。

因为我自己的电影不依赖政府资金，所以在那个时期并没有直接受到波及。受影响更深的，是那些依靠独立制作、依赖公共资助的年轻导演。但他们没有沉默，他们选择了诉诸法律，与那些官员对簿公堂。我想，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样的事情在韩国不会再发生了。

不过，我实在不敢说这个经验适用于加拿大——那是一个如此和平的国家。我当然不会建议加拿大人也去经历那些痛苦，才能创作出打动世界的作品。

凤凰网娱乐：您的下一部作品《拉特伯格强盗》将与汤唯再度合作。您为什么再一次选择她？对这次重新合作有怎样的构想？又为何将故事背景放在美国西部？

朴赞郁：19世纪的美国西部其实有大量华裔移民在那里生活，但大多数西部片都把他们彻底抹掉了——当然，《罪人》这样的近作是个例外。我想借这部片子，让那些真实存在过、却被历史遗忘的人重新出现在银幕上。

至于为什么选择汤唯，答案其实很简单：我非常敬重她，也非常喜欢她，她是我很亲近的朋友。所以在构思这个角色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确定了由她来出演之后，我也对角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写，让这个角色更加贴合她。

凤凰网娱乐：昨天的发布会上，蒂埃里·福茂提到，《老男孩》是最早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并摘得大奖的类型电影之一。您认为它是一个转折点吗？

朴赞郁：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那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老男孩》在戛纳放映之后，我获得了很多在海外工作的机会，才有了后来的《斯托克》《女鼓手》等作品。

至于它对整个电影世界的影响，我想，这部电影拥有一种难以简单归类的特质——它是类型片，却又具有作者电影的气质；它是极具娱乐性的，却又包含着某种神话般的普世主题。一部如此难以被定义的电影，能够在如此权威的电影节上获得认可，也许真的影响了后来各大电影节看待类型片的方式。

凤凰网娱乐：您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

朴赞郁：最难的时候，是我早年头两部长片接连失败之后。彼时要靠拍电影谋生几乎无望，我只好转行做了影评人。

我不是在贬低影评人这个职业！它值得尊重，在韩国也是一份受人认可的工作。但问题在于，我心里装着自己的故事。而当时的处境，是我只能不断地写别人的电影、介绍别人的电影。那段时光，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艰难。

凤凰网娱乐：九年前，您曾以评审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戛纳，当时的评审团主席是佩德罗·阿莫多瓦。那段经历对您今天担任主席有何影响？尤其是他今年也有作品参与竞赛……

朴赞郁：他在讨论时极为民主。他的耐心几乎令我感到吃惊——他会等每一个人把话说完，从不催促，从不打断，认真倾听每一种声音。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接近民主精神的那种领导者。我希望自己也能效仿他，在这届评审团中做到同样的事。

但同时，他今年又有作品参与竞赛，这让我身处一个颇为微妙的位置。身为一个来自东方、极为看重年龄与尊长的人，要去评判他的电影，内心确实有些为难。

当然，评审团里还有一位1995年出生的年轻的智利导演（编者注：迭戈·塞斯佩德斯），他同样要评判阿莫多瓦。从某种角度看，这甚至像是一种近乎冒犯的事情。

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的世界里，资历与年龄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尺。每一件艺术品，都应该被独立地、平等地加以评判。

凤凰网娱乐：那么在您心目中，一部真正值得摘得金棕榈的电影应该具备什么？

朴赞郁：首先，它必须是一部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作品。不是那种仅仅因为契合当下某种潮流或话题而令人震动的电影，而是五十年、一百年后，人们回望它时，依然能够由衷地说：是的，它值得一座金棕榈。

凤凰网娱乐：作为评审团主席，您会如何评判他人的作品？

朴赞郁：我和评审团的成员们聊过，几乎每个人都说，评判别人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甚至有人说那是一种煎熬。

“你可能会问：既然如此痛苦，为什么还要接受邀请？

因为奖项对于电影节来说终究是必要的。能够站出来说：这部电影很好，你们应该去看——这件事本身，会在电影史上留下印记。那种意义，值得承担那份煎熬。

凤凰网娱乐：在柏林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曾遭遇大量政治争议。蒂埃里·福茂昨天也谈到了艺术与政治的交汇。当您接受这个邀请时，是否有过担忧，害怕被卷入政治讨论？

朴赞郁：我不认为只有政治表达的电影才是好电影。但我同样不认为，一部政治性强的电影就必然是艺术的对立面。

把艺术与政治描述成两种彼此冲突的东西，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一部电影可以既充满政治力量，又具备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两者完全可以并存。

当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电影也可以是杰作。对我来说，这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命题。

凤凰网娱乐：您的《无可奈何》讨论了失业与资本主义的困境。如今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您如何看待它对电影工业乃至整个就业生态的冲击？

朴赞郁：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对这个领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也不想贸然扮演什么先知，对AI的未来妄加预言。

就电影行业而言，我能确定的是：AI会夺走一些工作岗位。我只能希望，它同时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纵观人类历史，技术的进步通常都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所以我不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抵制AI。一方面，制片公司很可能会利用AI来削减视效、概念设计或动画方面的成本；

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那些资源有限的年轻电影人，或许因此有机会以更低的门槛，实现那些宏大的视觉构想。利弊并存，我们还在学习如何与之共处。